斗蟋蟀－－1.唐代2.宋代3.明代4.清代(三)
斗蟋蟀之风到明代愈刮愈盛，竟刮出个酷好此戏的“蟋蟀皇帝”明宣宗来。与这位蟋蟀天子比起来，南宋的“蟋蟀宰相”便显得有些“小巫见大巫”了。明宣宗不但喜好斗蟋蟀，而且简直到了入迷的程度。《万历野获编》载：“我朝宣宗最娴此戏，曾密诏苏州知府进千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据《苏州史料》载，宣宗皇帝的诏书原文是这样的：“敕苏州知府况钟：比者内官安吉祥儿采取促织，今他所进促织数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已敕他末后运自要一千个，敕至，尔可协同他干办，不要误了。故敕。宣德九年七月。”身为一国之主，竟然一板正经地又是下诏书，又是派专人，到处采办进贡蟋蟀供其玩乐，封建皇帝之昏庸可见一斑。问题还在于这位皇帝是个玩蟋蟀的行家里手，不但需要量大，而且对贡品的质量要求十分严格，不是容易蒙混得了的，这就增加了任务的艰巨性，既然皇帝下令，况钟等辈当然不敢当作儿戏，只好劳民伤财，逐级下达命令，要百姓们全体动员，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其间出现的悲剧、喜剧、丑剧，不可胜数。清代作家蒲松龄曾以此为题材，创作了小说《促织》，描写成名一家围绕进贡蟋蟀而发生的悲剧故事。小说主人公先是因促织而丧子，后竟因促织而致富，“不数年，田百顷，楼阁万椽，牛羊蹄各千计。一出门，裘马过世家焉。”《促织》虽为小说，却是宣德朝斗蟋蟀之戏的真实写照，暴露了皇帝的一喜一乐为社会造成的严重问题。史载当时各级官吏见皇帝酷爱促织，便投其所好，纷纷以蟋蟀邀宠希幸，以致“苏州卫中武弁，尚有以捕蟋蟀比首虏功，得世职者。”《万历野获编》当时有一位朱姓的镇抚，就是因为“进此得宠，遂加秩”《吴县志》。这与明成化、嘉靖年间有人以进房中术而得高官，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更多的是悲剧。《明朝小史》载：“宣宗酷好促织之戏，遣取之江南，价贵数十金。枫桥一粮长以郡督遣觅，得一最良者，用所乘骏马易之。妻谓骏马所易，必有异，窃视之；跃出，为鸡啄死。惧，自缢死。夫归，伤其妻，且畏法，亦自经焉。”这该是蒲松龄创作《促织》的素材来源之一。这位粮长因受上级差遣，身不由己，竟毅然用一匹骏马换一只蟋蟀，由此亦见此时的蟋蟀价格已被“炒”得相当高了！没想到的是，妻子的好奇心，竟最终酿成夫妇同死的大悲剧。斗蟋蟀本来不过是一项娱乐游戏，愉情遣性，有益身心健康；不想一经皇帝看上，遂变利为弊，成为统治者压迫人民的工具，悲剧由此而生，实在令人可叹！所以蒲松龄感叹道：“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之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闻一人飞升，仙及鸡犬。信夫！”明代最高统治者对斗蟋蟀的特殊兴趣，客观上推动了这项活动的迅速发展。宣宗以后，斗蟋蟀的狂潮席卷大江南北，不分官民贫富，无论城乡妇幼，竞以斗蟋蟀为乐，几乎成为一种社会的“时髦”。南宋时，斗蟋蟀的中心在杭州，至明代则转移到北京。先是宫中太监以皇帝为榜样，争斗赌博。《明宫史》载“善斗者一枚可值十余两不等，有名色，以赌博求胜也。秉笔唐太监之征、郑太监之惠，最识促织，好蓄斗以为乐。”京城的百姓几乎人人皆有此好：“京师人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瓦盆泥罐，遍市井皆是。不论老幼男女，皆引斗以为乐。”（袁宏道《促织志》）这是万历年间的事。崇祯时依然如此：“七月十五日上坟如清明时，或制小袋以往，祭甫讫，于墓次掏促织，满袋则喜，秫竿肩之以归。是月始斗促织，壮夫士人亦为之。斗有场，场有主者，其养者又有师。斗盆筒罐，无家不贮焉。《帝京景物略》北京乃宫廷之所在，既然皇帝爱之极深，京师百姓受其影响是很自然的事。除北京外，苏杭一带仍承贾似道的遗风，斗蟋蟀之热情未有少歇。《万历野获编》说“近日吴越浪子有酷好此戏，每赌胜负辄数百金，至有破家者。”《庚巳编》也说“吴俗喜斗蟋蟀，多以决赌财物。”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不能把此后的“蟋蟀热”及其引起的弊病完全归罪于皇帝。因为毕竟并非每一朝皇帝都喜斗蟋蟀，因捕捉进贡蟋蟀而得官致富也只是很偶然的事。根据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民间对它的兴趣其实比皇帝也不差。既然“壮夫士人”、老幼男女“皆引斗以为乐”，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这项活动本身确实有很强的吸引力，能为人带来精神上的极大愉悦。当时的诗人高承埏曾写过一首《蟋蟀赋》，把人们用斗蟋蟀取乐的热闹场面写得生动活泼，使人读了觉得斗蟋之戏确实是奇趣横生，作为一项消闲解闷的民间游戏无疑是可取的。另外也无容讳言，斗蟋蟀活动出现不久就产生的赌博功能，至明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人们的嗜利观念与斗蟋之戏的娱乐功能结合在一起，使这项活动有了畸型的发展。明代所有有关斗蟋蟀的记载，几乎都同时谈到了赌博。如沈德符所说的“吴越浪子酷好此戏，每赌胜负辄数百金”，《明宫史》内所说的“以赌博求胜”，以及高承埏《蟋蟀赋》里所写的“赌以玉麈，注以金钱”等语，无不说明斗蟋蟀与赌博在明代已融为一体，已经变成赌博的代名词；对大部分人来说，赌博赢钱的目的可能比娱乐性更为重要。当然，由于赌注下得愈来愈大，不可避免地出现有人欢乐有人愁的人生悲喜剧。《庚巳编》载：“予里人张廷芳者，好此戏，为之辄败，至鬻家俱以偿焉。岁岁复然，遂荡其产。”不过他后来又遇到好运，经玄坛神的指点，捕到一只神变的蟋蟀，“用以斗，无弗胜者，旬日间获利如所丧者加倍。至冬，促织死，张恸哭，以银作棺葬之。”美好的结局显然是虚构的，这不过是赌徒们心里的美好打算而已，事实上不可能有什么玄坛神来帮助他们。斗蟋蟀变成了赌博，玩蟋蟀的人变成赌徒，于是这项活动慢慢步入邪途。明代的一段时间里，各行各业都热衷于此戏，几乎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出现了“贵游至旷厥事，豪右以销其资，士荒其业”（刘侗《帝京景物略》）的局面，甚至连军中将领也沉缅于斗蟋蟀的赌场中：“马士英为人极似贾秋壑，其声色货利，无一不同。羽书仓皇，犹以斗蟋蟀为戏，一时目为蟋蟀相公。然则蟋蟀一物，既亡宋又亡明矣。”（《柳南随笔》）马士英为明末将领，曾为南明东阁大学士，进太保。他在清军进攻迫在眉睫之际，不为抗清大计，仍大斗蟋蟀，故被人斥为“蟋蟀相公”，可与贾似道的“蟋蟀宰相”并为不朽；而蟋蟀微物，竟也因此而蒙受亡国之虫的恶名，悲夫！
斗蟋蟀在明代虽一度成为社会问题而衰歇过，但总体来看，其养斗技巧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由于这时玩养蟋蟀的人极多，不少玩家为斗蟋取胜，花费大量心血，潜心研究，用心实践；更有人注重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并提高到理论的高度，使蟋蟀的养斗更趋科学化，提高了斗蟋之戏的文化价值。如几种蟋蟀谱对蟋蟀的分类，更趋细致具体，仅“论形”就分为十七种，“论色”则分为七十一种，并均以形象化的语言命名之。在饲养方法上，除了有“喂养歌诀”谈到蟋蟀对温度、光线、食料、饮水、禁忌等方面的要求。还记录下当时养虫名家的喂养方法作为参照，对广大养虫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实际经验。袁宏道、刘侗对明代京城斗蟋蟀状况的记载，则为我们提供了更感性、形象的认识材料。另外刘侗《促织志》还记载明代已发明了人工繁殖蟋蟀的方法，说明此时人们对蟋蟀生活规律不但已经有了深刻认识，而且已经完全掌握，这在昆虫学的历史上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事实上，有些民间育虫的秘密方法，即使在现在也还是昆虫学家们研究的课题，而在几百年前却为蟋蟀玩家们解决了。发明人工繁殖蟋蟀的方法，最初的起因是某些蟋蟀酷爱者想克服自然条件的限制，使隆冬季节也可以摆开蟋蟀竞斗的战场，同时也可以使某些优良品种得以流传。但后来发现人工繁殖的蟋蟀斗性不足，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于是只好作为鸣虫畜养，“留其鸣深冬”了。
至于畜虫工具，明代已完全摒弃了笼养之法，普遍采用盆养。袁宏道所记京城“瓦盆泥罐遍市井皆是”，刘侗所记“斗盆筒罐无家不贮”，都说明养蟋蟀要用盆已经成为常识，这与西湖老人《繁胜录》上所记的南宋时杭州城里售卖各种蟋蟀笼，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与蟋蟀盆的普遍使用相联系，明代出现了专门的蟋蟀盆制造业，并有一批手艺精巧的工匠艺人。所制不但实用，而且精致工巧，成为一种新兴的民间工艺品。
由于明代玩蟋蟀的人极多，不少玩家为了斗蟋蟀取胜，潜心研究，使斗蟋蟀技艺又有进一步提高，有关著作也应运而生。先是嘉靖年间有《秋虫谱》问世，紧接着万历年间周履靖又在此基础上加以续增，成《促织经》；后来又有袁宏道、刘侗删节本的《促织志》的出现。其中尤以周氏续增本为详。周本号称在贾似道原书基础上续增而成，但因为贾氏原书已佚，所以我们不知道哪些是贾氏原文，哪些是周氏所续。但与同样署名为贾似道的《秋虫谱》对照来看，周履靖确实增加了不少内容，其中必然是吸收了大量明代人的畜养经验。如蟋蟀的分类更趋细致，仅“论形”就分为十七种，论色则分为七十一种，合为八十余种，且均以形象化的名称命名之。我们在前面的论述中已将此归到贾似道的名下，实际上这众多的分法不会全出自贾氏，一定也包含着明人的认识。再如在斗法上，《促织经》上有“防敌”、“择牵”、“接力”、“斗法”、“审势”、“惜才”、“斗败”、“芡法”等，极具规范化，这些为前谱所无，当是在明代才形成的。袁宏道和刘侗的两部《促织经》又分别见于二人的集子中，前者见《袁中郎集》“蓄促织”条，后者见《帝京景物略》“胡家村”条。这两种本来并不是专为养蟋蟀的人而写，原名也不叫《促织志》，是清人陶廷重校大型类书《说郛》收入这两部分时改为现名。二书基本上是采撷贾氏《促织经》有关内容而成，无多发明。然书中所记明代京师人斗蟋蟀的盛况却很生动，令人能够想象出满城男女争斗蟋蟀的热烈场面和气氛。明代的闵景贤写的一首《观斗蟋蟀歌》中说：“燕市斗场挨户户，正酒色天好决赌。各提斗盆绣花缕，摩挲入手澄泥古。”王醇《促织》诗中有“风露渐凄紧，家家促织声。”这些描写都说明明代京城中的斗蟋蟀活动可以说如火如荼，异常兴旺。明天清代慈禧老佛爷上场 明代的皇帝有勤政的，也出了不少好玩的 喜欢！欣赏了！ 你很有才！ 学习了，又长了些历史知识 回来看看自己帖子，蟋蟀的季节又要开始了。 呵呵呵呵 蟋蟀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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