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犬的当代命运 （三联周刊）

天才鹦鹉

搜狐说为了争当“年薪”10万的“代言狗”，已经有1286只狗参加了他们的“狗年搜狗”PK活动。这1286只“超狗”里，中国本土犬种仅110只，其中京巴70只，松狮29只，藏獒7只，中国冠毛犬3只，中华田园犬（也就是所谓柴犬）1只！中国农业科学院动物学专家高德仪教授说，中国目前被外国机构正式认可的本土犬种有10种，用比较公认的名称，分别是北京犬（俗称京巴）、八哥犬、西施犬、松狮犬、沙皮犬、中国冠毛犬、拉萨犬、西藏、西藏和西藏獒。以中国如此丰富的犬类资源，在国际上现在仅获得10个被认可的品种，实在不能算多。而参加搜狐竞争仅有的110只中国本土狗中，这10种中竟有6种全然缺席。在这份并不乐观的数据后面，中国名犬的现状和命运到底如何？

中国小动物协会创始人芦荻女士家里其实就有一只现在已经极为罕见的纯种西藏。12年前一个狗贩被警察追入人民大学校园把狗扔给一个老乡，此人正好是芦荻的学生。后来甘肃农业大学的动物学专家崔泰保先生看到后，认定这是已经非常稀少的西藏。有美国人要用400万美元买这只狗，芦荻说，那是我儿子，我不卖，你们也别想了，它已经做了绝育手术了。芦荻当年并不知道这只狗的品种，她收留它和收留其它被抛弃的小狗没有什么两样。这只小狗对她也回报以无限忠诚。“西藏看起来不大，像个小狮子狗，但是弹跳力很好，攻击力很强。”芦荻说这小狗伤人无数，它要是跳起来咬住你脖子，打死都不松口。“它攻击的时候不出声，而是突然爆发。”芦荻说，只要不和它近距离对视，让它以为你在挑衅，西藏决不轻易咬人。但如果主人受到威胁，它会变得非常勇猛。“有一次我老伴跟我说话急了，在我面前挥手，它以为老伴要攻击我，扑上来把我老伴的两边屁股全咬了，气得我老伴用拖把杆打它，至今除了我谁都不能在家拿拖把。”

另一种传说中名贵的藏犬就是袖犬。芦荻说，袖犬是过去西藏祭祀的时候大喇嘛放在袍袖里的狗，他们认为是上天给他们的神犬，而西藏是护法用的。现在无论是西藏或袖犬基本都没有了。芦荻说她从来没亲眼见过袖犬。在早年外国人拍摄的老照片上，曾有西藏贵族妇女拿着这种狗。“当初我们找赵朴初赵老，想利用他的关系从喇嘛那里弄些袖犬回来培育。赵老后来去世，再问喇嘛，他们都说没有了，讳莫如深。”西藏名犬被国际承认的就有4种，现在仅有藏獒还相对容易见到。然而经常奔走青藏高原的张帆先生告诉记者，近十年来他亲眼目睹藏獒迅速退化，情况实在是太严重了。

张帆先生是云南昆明地理所的副所长，他同时也帮助香港“中国探险学会”保护藏獒。张帆说，学会的宗旨是做中国边远地区文化和自然的保护工作，探险只是保护的过程。根据这个宗旨，学会在项目选择上主要是文化和自然结合的课题。藏獒的保护正好同时具备这两点。张帆所说的退化，最主要表现就是体型变得瘦小。“藏獒有一些基本特征，比如头大肩高，背高最少60厘米以上，大点七八十厘米。随着西藏和内地交通的日益便捷，很多内地狗进去把藏獒血统混了，50厘米以下的藏獒现在很多了。不但如此，好的藏獒许多都被卖到内地。对藏獒的这种处境，张帆说普通藏民并没有太多意识。

除体型上的退化，精神上的就更严重了。张帆说，传统藏獒对陌生人极具警惕性，如有生人通常会猛扑过来，现在很多狗最多叫两声也就不理你了。他认为这与藏獒本身功能价值的丧失有关。“过去藏獒是很好的护卫犬，就是看家狗，现在也不大需要了。”香港“中国探险学会”在云南德钦梅里雪山附近建立了一个藏獒培育基地，之所以选择德钦，是因为那里海拔高，这对于常年生活在高海拔地带的藏獒发育非常重要。从1991年开始，张帆每年都要去青藏高原各地，搜寻优良藏獒，有时候一年甚至多达三次。“过去青藏高原狼多。1991年我第一次去西藏的时候，早上走出帐篷，几只狼就在不远处。1998、1999年偶尔在野外还能碰到，与狼相遇的时候，狼倒先吓跑了。狼没有了，藏獒对藏民的重要性也在降低，藏獒品种也随之退化。”

张帆说，作为一个古老的中国犬种，藏獒从来没有被人为提纯过。目前美国养犬俱乐部（AKC:American Kennel Club）制定了一个藏獒标准的讨论稿，其中一些标准与中国传统认定上的标准差别很大。比如美国人不认可白色的藏獒，而张帆表示他就亲眼见过强壮的灰白色藏獒。芦荻甚至认为，白色藏獒是藏獒中的极品。张帆认为AKC“过于武断”。“尽管AKC有经验有技术，但是这个标准没有考虑到藏獒作为一个品种的多样性。青藏高原那么大，不同地域内连藏族人的生活方式都不完全一样，狗与人类同时进化发展，同样也具有多样性。不但在体形上具备多样性，具体到嘴、眼、唇都不一样。青海的藏獒和西藏的藏獒就有区别。阿尔金山和可可西里连成一片，那里的藏獒比较相似，体型高大，头嘴都大;青海靠近四川和甘肃的这一块的藏獒有一种雄气，非常壮实威猛。迪庆一带的藏獒多是黑金色，个子大，额头突出。”

现在遍地开花的藏獒养殖基地能够挽救藏獒的命运吗？张帆说，高海拔和低海拔地区繁育藏獒在体型和性情上都有非常明显的差别。“北京、河北夏天热，藏獒的身体本来是适应当地稀薄的空气和高海拔高寒条件的，到了北京、河北，藏獒的长毛成了累赘，我看到很多藏獒懒洋洋的，根本不想动。昆明荷花市场就有一只大藏獒，热得直流口水，整天一动不动，也就成了一只大哈巴狗。”

香港“中国探险学会”的藏獒保护项目，是希望将搜寻到的优良藏獒繁育到一定数量种群后，再返回西藏设立藏獒保护区放养。从2004年开始建设，基地目前共有15只藏獒，近年就会有小狗出生。德钦虽然海拔较高，但距离内地太近，放养的范围也有限，原生态环境也不够，并不具备设立保护区的条件。他们设想和西藏自治区政府合作，选定一个地区，可以是州、县，作为藏獒保护区。将该地区的杂种狗清除后，同时通过立法禁止外地犬种进入，再把基地的优良藏獒免费送给保护区内藏民喂养。这样经过5到10年后，在当地形成较为纯正的原生态藏獒种群。对于藏民是否会将藏獒再次卖掉的质疑，张帆说，成立保护区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必须要当地政府介入，否则非政府组织没有能力保证这一点。”

无论是芦荻还是张帆，都特别提到汉民族和大多数少数民族对狗的不同态度。“藏族人很爱狗。我在西藏看到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老太太坐在布达拉宫前，从布袋中拿出在家里捏好了的一大块糌粑给三四只狗，一会就没了。”张帆说，那是在90年代初，当时拉萨山边有很多狗洞，城里有很多狗，没有人管它们，自由自在，“那不叫野狗，是自由狗。它们大部分并不是寺庙养的，但僧人和普通人都会喂东西给它们吃。其实那时候就已经和早先有变化了。现在的拉萨已经见不到狗了”。

相对于普遍喜欢狗的少数民族，张帆说，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来没有给狗一个像样的地位。一句话，只要把狗字放在前面，味道就完全变了。在没有少数民族和西方人那种对狗的文化意识的情况下，不只是藏獒，其他中国犬种都很难保护。张帆多年前曾在大理云龙县一个山地白族地区工作生活过，那里的白族更接近彝族，喜欢打猎。“我在那里一年，发现他们用自己的标准把猎狗分成一、二、三等。谁家有一只头等狗，这家人的地位也很高。在有点类似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态中，打到猎物之后，内脏首先给头等狗吃。回来村里各家平均分配猎物，头等狗和人一样也能分到单独的一份。山区对于什么是头等狗有一套自己的传统标准:尾巴卷，头要大，要会爬树会游泳……我当时知道村里有一家人有头等狗，在村里很有地位。后来一次打猎那只狗被豹子咬死了，这家男主人从此萎靡不振，整天喝酒，整个家庭也江河日下，最后成了村里最穷的一家。这充分说明了当地狗和人的伙伴关系，在农耕民族中狗没有这么高的地位。”

芦荻说，我小时候念《三字经》，“犬守业，鸡司晨”，“马牛羊，鸡犬逐，此六畜，人所饲”，还是肯定了狗的作用。西方人眼中，狗与人的感情没有其他动物可以相提并论。中国古代狗被纳入六畜，但没有给狗一个人类伙伴的地位。最让外国人不理解的就是吃狗肉。“过去没人知道藏獒值钱的时候，好多去西藏的汉人还用藏獒肉做肉包子吃，个大肉多啊。外国人死活不能理解，这么名贵的东西，你做成肉包子值几个钱啊？你看少数民族，蒙古人、西藏人、满族人，都不吃狗，除了朝鲜族。以前老百姓真正吃狗的人很少，他们觉得狗通人性，很少有人吃，就这些年开始大规模地杀狗，什么‘花江狗肉’不就是很有名吗？我觉得所谓的菜狗（中华田园犬）才真正是中国农业社会时与人相依相伴的伙伴。我和欧阳予倩的女儿欧阳静如找一些老干部，请他们帮助协助保护狗。有人跟我们说，要我们帮忙，写个字什么都可以，保护狗就算了。”“他们都爱吃狗肉。”芦荻说。

张帆说:“中国人所谓的菜狗（土狗的泛称，也有称为柴狗、中华田园犬），其实样子很可爱。被日本人引种过去后，人家在制定标准培育，就成了名犬。我们这方面的研究太少，注意力不在上面。这方面公安部做得很好。为了减少大量使用的警犬、缉私犬等工作犬进口，公安部在云南昆明建立了警犬基地，用德国牧羊犬和当地犬种定向培育出被称为昆明犬的工作犬。在奔跑速度、耐力、寿命等多项指标上超过了德国牧羊犬，是国内繁育优良犬类新品种的唯一成功范例。我们国家这么多狩猎民族，拥有很多优秀的犬种，只是没有做好保护工作。”对此芦荻也持这个观点:“应当成立一个机构，比如你可以到西藏当地问老人过去怎么养藏獒，或者你去外国追寻京巴的血缘谱系……我们国家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动物保护法，我觉得，至少到2008年我们不要吃狗肉了吧？”

对于中国本土犬的发展，几乎所有被采访的专家都强调，中国人需要制定出自己本土犬种的标准。张帆他们现在正与昆明动物研究所合作。“我们去各地采集狗的血样给他们分析，研究西藏犬种的基因优势。中国这么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文化和自然的多样性这么丰富，一定要有自己知名的犬类品种。”但张帆也指出，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为此政府应该起到组织作用，把政府内和民间的研究者联合起来，同时需要一个权威的官方机构对进行的调查和研究认可。否则作为犬类基因最为丰富的中国，还将继续面临只有10种被国际认可的名犬的尴尬局面。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专家高德仪教授说，1945年一个英国人在有关犬类的著作中还记载了在山东梁山一带有一种被称为山东细犬的赛跑类猎犬比较独特。另一种被记录的还有蒙古獒。“书里描写的这种高大的蒙古护卫犬他多年前在内蒙古曾见过，是一种土黄色的大型犬，与藏獒并不相同，但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谈到被认为是狗中极品的袖犬，高德仪却表示很难认定确实存在过这样一种犬种。“这东西现在几乎没有人见过。有的品种的狗生下来也非常小，加上过去中国人穿的衣服袖袍大，以现在的袖子怎么能放得进去？更何况这种据说偶尔一见的小狗是不是狗中的侏儒？因为如果要称其为一个品种，从科学上说要有稳定的遗传基因和一定数量的种群。如果仅仅是偶尔出现几只，很难说这就是一个品种。”

“还是那个英国人，他在当时发现四川重庆有一种当地猎犬，他称为川东猎犬。这也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中国本土犬类。”高德仪说。然而在那之后至今数十年了，中国至今没有哪个机构和个人能够像这个英国人一样，把中国自己本土的犬种调查清楚，更不用说制定出标准并进行基因分析和认定了。

国内到底该由哪个机构来主持这项工作呢？高德仪认为，这个政府机构应该是农业部。“自古中国狗就列为六畜之首。犬类虽然没有正式文件说是由农业部管理，但实际上很多方面是由农业部在监管。”高德仪说，中国至今没有组织专家对犬类品种做过认真详细的调查，而民间犬类专家和爱好者们做的某些调查也没有被批准认可。“如果我们民间自行认证而没有国家认可，现在肯定是不行的。更何况国内有名的犬类专家并不多。谁能说自己是犬类专家？”高德仪笑着说，“我可以说我对狗有些了解，但我不能说自己是犬类专家，我只能说是研究动物的。”■

天才鹦鹉

两种力量正在左右中国犬的命运。一种是规模庞大的宠物贩运者，据说每天光一个成都双流机场就会有超过100条各个品种的狗用这种最先进的运输方式运往全国各地，这些狗打“飞的”的费用按每公斤12元计算，一年也高达上千万元。高额贩运利润的基础是大量迅速、随意、低层次的杂交，这常常为人诟病，因为它严重破坏了许多中国犬一脉相承的血统。一些中国本土犬如今“踮着脚”也很难挤进世界最著名的纯种犬组织美国狗会（AKC）的注册目录，而它们在历史上往往都大有来头。

京城“玩家”马未都说，现在各个城市狗市里的狗甚至和古董一样良莠难分，“好狗不贵，坏狗不便宜”，他说他的朋友陪几个国外狗会组织成员在北京通县狗市作公务考察时，看见了一只“品种和纯度都难得一见”的狗，一问价格“才二三千块钱”，低得让人瞠目，“这样一只狗要是拿到欧洲市场至少值5万英镑”，而狗市中更多品质很差的狗售价却也在千元以上。马未都说，行家们有自己的办法来判断狗的“优劣”，比如，用一瓶水倒在地上，让狗沿着水渍走步，如果后爪的爪印正好压住前爪爪印的三分之一，这只狗的纯度就基本上可以信赖。

相比之下，AKC的标准严格而正规。除了体态特征的明确指标，马未都说，名犬认定最重要的门槛是必须具有5代稳定血缘。“任何一种进入AKC目录的名犬都有极为稳定的性格”，他说，像斗牛犬，性格好斗，能和体格庞大的大型犬搏斗不显畏缩。拉布拉多犬社会化较差，但忍耐性高，一旦有惧怕的表现，表示它已经忍受了长时间的恐惧。博美犬性格有些神经质，可以看家，但有的会无来由咬人，甚至有很强的支配欲，与小孩及陌生人的社会化不好。“纯种犬意味着它们的性格3代不会发生任何变异。广东大沥犬也就是沙皮狗是典型的中国犬，短毛扎手、辣椒尾，和所有狗不一样，它的肛门紧贴着尾巴根，体态特征相当明显特别，但沙皮在很长时间一直没有进入世界名犬之列，正是因为它性格中的某个特征在遗传上一直表现出了不稳定性。”

AKC是世界上三家登记最多纯种狗的组织之一，这样的组织声称他们的标准代表了“每一品种最理想的一面”。对于那些长时间里在人为支使下频繁配种和数次禁狗运动中逐渐被埋没的中国犬，这些组织成了影响它们未来命运的另一种力量。

韩晓冬精心提纯后的3代细犬因为标准差距被AKC拒之门外，但他仍然一心想让被挤出世界名犬之列的中国细犬重新恢复“左牵黄，右擎苍”那时的贵族荣光。

另一位叫罗学良的退休教师在贵州做着类似的事情。这个打猎爱好者曾在60年代参与了《中国动物志》的调查并带着贵州本土的猎犬下司犬进入原始森林，现在他退休后想重操旧业时发现很难再找到一条和当年一样称职的猎犬了。“首先现在下司犬的体型大为变小，原先一只下司犬的标准体重在20公斤以上，现在通常只有十来公斤。”罗学良说，它们也没有原先凶猛了，即便一些外表特征跟纯种犬接近的，猎性又不够。“原来下司犬是天生的猎手，没有犬带第一次出猎也能很快学会追踪捕捉技能，而且耐力出奇的好，一周不进食能奔跑100里地。我以前上班骑自行车，我那只3个月大的下司犬能跟着跑五六个钟头。现在的犬有很大一部分一点都不会打猎了。”罗学良刚刚完成1代下司犬的提纯，比韩晓  冬的细犬离标准更远。他说，城市找到纯种犬很困难，贵州山区大，要进山到少数民族的猎区去挑选，收购犬种已经花了他二三万元的资金，现在更繁琐的工作是要对1代犬进行跟踪调查。为了节省资金，罗学良最初的计划是把小狗低价卖给一些愿意接受跟踪调查的人，只要对方愿意接受他们的血统跟踪，并且由他们提供的种狗配种，但很快罗学良发现这条路行不通，“几个买家承诺得很好，但很快就跟狗贩子们搅在一起。”他说，“我不是说不能商业开发，但现在根本还没达到一个稳定的品种，没到那个时候”，“他们总是太急功近利了”。

尽管养狗和城市有限空间的矛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普遍存在，但人们还是想尽办法养狗。向国际标准靠拢是中国犬未来进入一个利润惊人的世界主流犬商业系统的出路之一。而这个标准本身也并非为所有人赞同。诺贝尔生物医学奖得主、奥地利动物行为学家康拉德·劳伦兹在他的《狗的家世》里对过分强调狗的血缘品种以哄抬价格提出了异议。他认为，“狗的演化，严格地说退化多于进化”。

科学家已经揭开了狼进化为犬的部分秘密，他们发现，狼的骨骼在人为操纵下发生最大的改变，不过和狗相比，连一根骨头都没少，在分子层次上，狼和狗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它们的DNA组成几乎完全相同。某些研究者认为，人类收养了幼狼，而攻击性较低、又擅于乞食的幼狼便在天择中占了优势。有些人则说，狗自己驯化了自己，因为它们适应了新的生态栖位——也就是人类的垃圾堆。较不会逃开人类的食腐犬科动物，便在这些栖位生存下来，其后代也愈来愈驯服。可以肯定的是，人利用了狼的乞讨特性，从一开始就介入了狗的演化。

马未都说，早期的犬科动物在适应了人类居住环境以后，发展出温顺的性情以及许多与基因有关的特质，包括可训练性、摇尾巴，以及多色的毛皮。由于不再需要扑杀大型猎物，狗的头骨与牙齿相对于全身的比例，变得比狼小。从肉食变成食用人类的残羹剩菜后，它们的脑部也变得较小，只需要较少的蛋白质与热量就可以成长并维持运作。这个过程的最终产物，就是后来被人们视为“杂种狗”的动物——与中等大小、通常拥有金黄毛皮、在全球城镇边缘食腐为生的狗类似。以后，可能随着人类会选择并养育具有守卫、狩猎等能力的狗，最早品种的狗就在人类少量干预的情况下出现。环境也形塑了早期品种的狗。例如，在寒冷气候中，毛皮厚、体型大的狗较易生存繁衍。

中国史料里较早出现的犬也是以看家护院、宗教祭祀和围猎为主要用途的。淮南子·道应训》里说，周文王势力膨胀，商纣很是担心，于是就把他叫来囚禁起来，周文王的大臣为了营救周文王，就花重金搜罗天下奇珍。最后得到一只青犴，献给纣，纣就把文王给放了。汉人高诱说犴是胡地野犬。《埤雅》也说:犴，“胡犬也，似狐而小，黑喙善守”。《史记·赵世家》把胡犬与代马、昆山之玉并列为赵国的三宝，足见胡犬的名贵。《穆天子传》里提到在周穆王与西王母的物品交换有“良犬”和“守犬”。这些外来的良犬，只有少量的狗用于食肉，《夷俗记·牧养》强调了猎犬在狩猎中的重要价值，“犬不甚大，而其性更灵，(牧)则藉以守，猎则藉以逐，有兽被矢而走者，犬逐之，不获不止”。早期西北胡犬的名气还在藏獒之上。

因为中原虽引进了藏犬饲养，但并没有成功。《金川琐记》曾记载了对藏犬不成功的喂养:“犬大者高至三尺，能缘墙走屋，形既狰狞，声噌吆如华钟，喜啖生肉饼饵，投之以咸食辄病癞不救，尤畏炎热。尝携一头至内地，夏日中渴死。”

獒犬再一次被引进中原是到了唐朝，大画家阎立本的画里就有过一只在7世纪时作为贡物送来的獒，很可能是吐蕃贡献的。美国学者谢弗在他的《唐代外来文明》里认为，在古代中国的所有家犬中，最常见的是尾巴在背部高高卷曲的师鼻“獒”，这种犬出自西藏狼的血统，而西藏狼还繁衍出了亚述、罗马莫洛西斯、圣伯纳德、纽芬兰的猎犬，即喇叭犬。尤其是它还培育出了中国的小型狗种系，例如哈巴狗。

唐朝的贡品中亦可看出哈巴狗的传入是与中西亚有关系的，在这些所纳贡品中有不同种类的名犬。而它们中的一些已经完全成为贵族奢华生活的道具。其中最为著名的短狗是“拂林狗”。谢弗认为这种狗就是“罗马犬”，产生于7世纪初期，是由高昌王向唐朝贡献的礼物。谢弗说这种“面部尖尖、毛发茸茸”的小玩物曾经是希腊妓女和罗马贵妇珍爱的宠物。“这种品种的犬一直保留了下来，至今仍然有这类犬的白色的异种……我们还无法确定高昌贡献的这对小狗是否在中国留下了它们的后代，可是很可能就是在高昌贡献‘拂林狗’以后，与拂林狗类似的巴儿狗就开始源源不断地补充着远东巴儿狗的种群。”

这是在皇室喜好主导下由人干预对犬育种的最早例证。不过马未都注意到在唐代一些仕女图里出现的“巴儿狗”还一律是“长吻”，“这是犬科动物的基本特征之一，凡是长吻狗智商仍然很高，说明那时的进化还没有被完全改良”。马说，和当时狗的外形比，现在的巴儿狗已经大相径庭了，外形大都是“短吻”。

人类在狗的物种进化领域扮演主导角色是从19世纪开始。19世纪晚期，品种改良之风盛行，加速了人择的过程。私人注册制度成为国际狗市支配性的体系，以确保优良品种的血统。罗学良说，英国在1873年成立了“犬只育种协会”，11年后美国也开始实行这一制度，如今在美国狗会登记的犬种有150种以上，英国则接近200种。

“没有哪种物种和狗一样，拥有如此高度的多样性”，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张亚平院士和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动物学家Peter Savolainen的研究证实这五百年来的人为育种造成不同品种家犬体型和样貌千奇百怪的原因，而非不同的遗传起源。研究人员在对狗的DNA遗传密码进行分析试图进一步理解人类疾病的遗传因素时惊异地发现，仅仅在过去几百年中，不同种类的狗之间基因差异达到30%，远大于人类不同大陆上人种之间的差异。张亚平说，虽然所有的狗都属于一个物种，但不同品种的狗之间在外观和行为习惯等方面又存在巨大差异:比如重量、尺寸、头的形状、皮毛、耳朵形状、行为和疾病等。在单一物种内的不同品种间存在如此多的微小差异在其他物种中不存在。事实上，世界上总共有超过400种狗，每一种都是一个独立的繁殖种群。“这是因为在过去的几百年间人们执著、系统地使狗进行同系繁殖获得自己想要的特征。狗的多样性大多来自某些影响狗在胎儿与幼犬时期发育时机的基因，这些基因可以大幅改变狗的最终外形。狗跟猫不同，幼犬的头不仅比成犬小，所占身体的比例也不同。以斗牛犬的头骨为例，它上半部的脸朝内塌陷，下颚则向外突出，这是鼻部较晚开始发育、而成长缓慢的结果:头骨的其他部位则配合着短鼻发育。相反，苏俄牧羊犬的吻部又长又细，因为它的鼻子很早就开始发育——还在子宫里就开始了。”

清代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上记录了当年京师狗、哈巴狗和小狮狗三种宠物狗在市场奇货可居，西人争相购之的情形，“其价每头自银币七八百圆至银币四千圆”。他还讲述了其中最昂贵的京师狗人工培育的过程，“京师畜狗者于其初生后，人即以手日揉其面部使短，以指日按其鼻之中间使凹，以极浅之盆为饲之具。生二三月后，以人牙将其尾唆去一半，并抽去其筋，面即不复长矣”。

马未都认为这则史料虽然展示出了人为育种残酷的一面，却有以讹传讹之嫌。“如果照‘揉其面’、‘按其鼻’这样后天形成的是不会构成遗传基因的。京师狗的培育应该和绝大多数狗的提纯方法相似，它是利用西藏狮子狗的近亲繁殖培育而成。”马未都说，“所以，这种纯种的宫廷犬生下来就具有先天愚型的所有外形特征，比如两眼间的眼距较宽，牙齿稀疏，不善于咀嚼，但它的毛色极其匀称好看，因为独立生存能力更弱，对人的依赖性也就更大。”

动物研究者李康生说，选择性育种有个众所周知的致命之处，就是两只基因上十分相近的狗配在一起无疑会大大增加了有害的隐性基因显示的可能性。人类按照猎奇的需要培植，引发纯种狗的身体和情绪通常比混血儿差，大多数纯种狗都有一些先天性缺陷。比如，大丹犬有先天的心脏疾病，大麦町是先天性耳聋，贵宾犬有癫痫症遗传基因，杜宾犬会存在类似血友病的出血问题。像瘟疫一样折磨纯种狗的视力疾病包括白内障、青光眼和会造成眼盲的视网膜变性。“从1900年以后产生的狗品种，的确大多只是为了它们的长相不顾其身心而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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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先生介绍，郎世宁和艾启蒙几乎在同时画过一组《十骏犬》图，至于这两组图究竟是什么时候画并没有明确记载。“不过画上都有题款，说明每幅画上的狗都是某地都统或地方官进献给皇上，供乾隆皇帝去围场打猎用的。郎世宁的《十骏犬》中有一幅是藏獒，一幅是八哥犬，其余看似是细犬。而艾启蒙的十幅全是类细犬。两组《十骏犬》不同的是，郎世宁画的是长条立轴，画幅比较大;而艾启蒙画的是册页，画幅比较小。两组《十骏犬》图中，每一条狗根据其毛色形态都有一个特定的名字。但是《竹荫西图》的名字是画意，并没有狗本身的名字。从这幅画的名字看，画中一定是一条西洋犬，可能是传教士带到中国来献给皇帝的。从狗的画法上看，两人的风格非常类似，用西方的画法画的狗，后面背景是中国画家补画的，这使狗和背景的风格上有差异。狗采用的是西方的素描画法，造型立体具有质感。而中国画的传统画法是有明显的外轮廓线。西方画家则用的是细小的笔触，表现微小细腻的感觉。”

两幅《十骏犬》中画的许多狗无论从品种还是来源上应该都是一样的，画的时间是乾隆年代，但画上并没有具体年款。

那么，《竹荫西图》和《十骏犬》到底是为康熙还是乾隆画的？聂崇正说，郎世宁出生在1788年，他二十几岁到中国时是康熙五十四年，到1766年郎世宁在乾隆时代去世，他先后经历了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从现在的收藏看，并没有发现郎世宁在康熙朝的绘画。目前可以确认的郎世宁最早绘画作于雍正元年，而他一生中的主要作品大多在乾隆朝。《十骏犬》上题款的都是乾隆朝的官员，时代毋庸置疑。至于《竹荫西图》，虽然画上没有年款，也无其他资料佐证，但聂先生考证该画应该作于雍正朝而非康熙朝。

“郎世宁刚到中国的时候尚年轻，精力充沛。在雍正年间，他的画无论是主体还是背景都是他一人所为。到了乾隆朝，一方面是他年纪增长精力可能不济，更主要的可能是乾隆皇帝对西洋画法过分追求表现细微的风格有自己不同的判断，因此郎世宁的许多画中，除了主体是他所绘，背景常由中国画师用传统画法完成，主体和背景风格差距明显。这一点在《十骏犬》中非常明显，而在《竹荫西图》中，作为背景的竹子与作为主体的狗一样是用西洋立体画法所作，因此我判断《竹荫西图》是在雍正年间所作。竹荫西并不是康熙的猎犬。”

聂先生说，唐代周的《簪花仕女图》中有美女逗西施犬的内容，是中国现存出现狗较早的绘画作品，不过狗在其中并非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到了明朝有了专门画狗的图，仇英画过《番人牵狗图》。明朝宣德皇帝也画过狗，还画得不错。他画的狗的样子比较像今天的阿富汗猎犬。其实在南宋册页中也有表现在花丛中小狗的画，而南宋画家李迪画的一条墨犬则与今天的山东长毛细犬比较相似。到了清朝宫廷画中，狗的主要特点是写实，不但连样子，就连名字都标注得一清二楚，跟今天照相的目的差不多，这说明历史上的确是有这么些狗，在皇帝的命令下被用绘画的形式记录了下来。由于郎世宁的名气更大，画的尺寸也更大，因此相对于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由艾启蒙画的《十骏犬》册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郎世宁《十骏犬》更加有名些。至于《竹荫西图》则保存在沈阳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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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起来，西藏出产名犬的名声经历了一个从海外回到中国的迂回传播。最早记述来自马可·波罗的游记，时间是公元1275年，描述的就是山南地区的藏獒。复杂的地缘隔绝加上闭塞的信息传播，使得此记述只被当成传说。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更多的西方探险者跨越松散的边境线进入西藏，来到山南地区，亲眼见证并偷偷将一些藏獒带离中国国境。

“考证起来，第一批藏獒应该是英国人从印度辗转带出境的，那时印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而印度正好和西藏接壤。”曾任拉萨市长的洛嘎先生是真心爱狗之人，从市长到自治区科技厅厅长、科委主席，洛嘎关注和保护西藏名犬的努力从没停止过。“这批最早到达欧洲的藏獒，正好赶上当时兴起的生物革命热潮，与当地的狗多元杂交之后，培育出几种闻名的大型犬，比如英国的马士迪夫，德国的大丹犬，还有圣伯纳。”这也让洛嘎颇为得意，“世界上能称得上獒的巨型犬只有这么几种，它们的先祖全部都是藏獒”。

那时候西藏名犬蜚声海外，对于这片远离工业文明的土地并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地缘隔绝使得出产名犬的山南地区仍旧保持着最传统的牧区习俗——小孩放牧，女性操持家务，男性们延续着不需要钟表计时的生活方式;由恶劣生存条件而来的伴生关系，是藏民和藏狗之间无法隔断的情感，狗是家庭成员一般的伙伴，用于放牧牲畜和看守帐篷的忠实助手。放牧的牛羊可以买卖，但狗的买卖被认为是忌讳和罪恶的事情，会遭到亲朋邻里的斥责。

但随着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内地宠物的热逐渐兴起，从藏狗身上看到利润空间的冒险寻访者们，利用更为现代的交通工具，开始频繁踏足这片土地。名犬与金钱之间的数字换算，如同寻访者们的越野车辙一样，碾过平静的牧区生活，并且留下深深印痕。这是洛嘎不愿意看到的，对于目前完全被市场所主导的藏狗交易，洛嘎说，无异于“杀鸡取卵”，“最好的狗只要别人出价高，就都卖了，根本留不住”。上个月他刚刚去了一趟山南地区措美县古堆乡的古堆村——西藏最出名的最优秀藏獒出产地，这里的交通依旧并不方便，从拉萨出发要十几个小时才能到，看到的是“村里60户牧民家家养狗作为主业”，但让他伤心的是，“反而看不到什么好狗”。

洛嘎感受到的另一种变化，是因为藏狗生意，牧民们手里的现金变得越来越多，不用放牧的闲暇时间，新增加的娱乐活动就是打麻将、赌博。80年代后期就开始在西藏收集藏獒的四川人王永刚，同样见证了这样的变化。他描述中的古堆曾经很穷，富有的是附近一个叫哲古的大村落，被当地人称之为“小香港”，聚集了许多开餐馆、做牛羊买卖的四川人——或许是因为地缘上的接近，西藏的四川人成为外来人口中的绝对主力。现在的古堆，“牧民们依旧不会说汉语”，“但到了晚上打麻将的时候，却会用四川话叫着‘七万、二条、和了’！”一晚上的输赢，王永刚说，“有时候能上万元”。

双刃剑·藏狗买卖

1986年，时任拉萨市长的洛嘎成立西藏第一个藏獒抢救协会的时候，想的事情并不复杂，希望能够通过有组织的努力，将纯正的藏獒品种保留并大规模繁衍下来。只是那时的西藏，还是一个“连人吃饭都成问题的地方”，所以洛嘎的努力被认为是“猫狗与人抢粮，不务正业”。

1993年冬天，洛嘎借着山南边区物交会的时机，组织了西藏第一次藏獒展销会，“从内地请了许多相关单位，还有‘正大综艺’栏目组，目的就为了提高藏獒的知名度”。山南地区所辖的4个县城，措美县、错那县、桑日县和朗县是出产最优秀藏狗的地方。“当时的藏民们非常保守，牵来的狗一共才50只，还不是自家最好的”，其中他认为最优秀的狗一只也没有，而接近理想标准的有7只，还有20只属于中等，剩下的就是差的。牧民们开价很低，好狗300元一只，中等的200元一只。洛嘎帮助牧民提高了所卖狗的价钱，以5000元一只的价格买下了那7只狗，作为建立山南藏獒抢救基地的繁衍种群，希望利用这些只狗，培育出更为纯正的藏獒品种。剩下的20只，在提价到3000元之后，分别都被买走，买主一部分是洛嘎邀请来的内地相关单位，还有一部分是到西藏来打工的外来人员。“那好像就是西藏外来人员做狗生意的开始。”洛嘎说，“有意思的是，当时那些买狗的人我并不认识，但是十几年以后，居然有人专程到我家里道谢，就是那些因为养狗发了财的外来工。”只是，洛嘎投入了20万元的基地，两年之后因一些现实原因被迫停止。

这次展销会让“牧民第一次看到了藏狗的经济价值”，洛嘎说，“这就是我要达到的目的，一方面可以改善牧民们的生活，一方面也能让他们认识到藏獒的价值，保护藏獒”。同时，看到了藏狗生意利润空间的一些人越来越积极参与进来。当时那20只中等狗里，有10多只被同一个人买走，他就是现在拉萨做藏狗生意声名远播的四川人王永刚，目前新身份是去年10月刚成立的西藏藏獒协会主席。不过把时间拉回到20年前，1987年28岁的王永刚和妻子从南充老家坐了一星期的汽车到西藏，只是做园林绿化工程和盆景生意的。他和爱人都是搞盆景艺术的，原本与养狗这个行当格格不入。之所以转行，王永刚解释，一方面是自己原本就比较喜欢狗;另一方面，也因为“和人赌气”——因接触了很多国外朋友，偶然聊到狗，他们都说最好的藏獒在国外，不在西藏。王永刚心里很不服气，定下3年之约，从此开始“养狗生涯”。

那时内地宠物市场兴起的是小型宠物犬热潮，藏狗中的西藏在当时很受欢迎，陆续被运出去了一大批。王永刚对这种小型犬没什么兴趣，“利润低，经济价值不大，而且没法跟藏獒一起养，藏獒会把它们吃掉的”。大约花了两年时间，王永刚收集到了一批比较满意的藏獒，而他最津津乐道的两件事情，一个是“现在都知道山南地区措美县的古堆乡藏獒出名，其实最早就是我让这里出名的”。第二个，就是他在拉萨低成本收到的藏獒“金龙”，2002年创下了80万元的交易天价，被拉萨武警消防总队的狗场买走，2005年因年岁大了被转卖到北京，还卖了30万元。

王永刚从藏民那里辗转听说古堆产好狗，还包括山南王酷爱藏獒，每年都要在哲古湖搞一个藏獒比赛的传说。第一次去古堆，特意买了一辆十几万元的越野车丰田皮卡。

王永刚带着司机和翻译辗转去古堆，第一次就发现了很好的藏獒，收集了30多只，花了7万多元。

牧民们的淳朴和藏獒的低价状况，同时刺激了一批从青海过来收购肉狗的商贩，到了90年代，“这些人过来收狗，一卡车一卡车的，什么狗都要，并不是为了饲养，而是作为吃的狗来卖”。所以王永刚开始在他的收集过程中提高狗价，“必须有所区分，不然就把好狗糟蹋了”。最有传播力的故事，是王永刚在古堆看上了一只开价800元的狗，生意成交，等把狗牵到车上，发现是一只母狗，王永刚于是重新出价3万元。此事传播开来，古堆的狗价也随着上来了。王永刚回忆，到1994、1995年，拉萨也有其他人开始大规模饲养藏獒，赛马场、武警消防总队这些单位都参与近来，相对形成规模。而在古堆，老百姓们也开始养狗，直接的经济刺激，即便是老辈的牧民们，也开始逐渐接受了这种交易。

对于观念的转变，洛嘎并没有异议，牧民们的生活有了起色，日子能够过得更好，也是他的初衷。“但这不等于只要别人出价，就可以把西藏最好的狗都卖掉啊！”洛嘎感叹，“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藏獒的种群保护，必须要把最优秀的狗种保留下来，作为繁衍的种群。不然这样下去，就真的变成最好的藏獒不在西藏了！”而他目前在西藏考察所见的状况，更加深了他的忧虑。王永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狗舍里现在有两只相对不错的藏獒，据说有德国人过来，一只开价到10万欧元，王永刚没有卖，“好狗不多了，还是想把它们留在西藏”。在拉萨近郊堆龙德庆王永刚的养狗基地里，听到这个答案，洛嘎老人脸上的笑容变得很明显。

传说·僧侣、狗宫与袖犬

唯独没有接受藏狗交易的，只有寺庙。洛嘎说，“现在也许只有最偏远的地方，还有一些小的寺庙，能够保留下为数不多的优良犬种。寺庙是从来不会卖狗的，现在依旧不会”。他甚至听说山南一个寺庙里，有一只藏獒，有人出价到80万元甚至100万元，僧侣们都没有答应，后来为了保护这只狗，还把它偷偷转移了。

在西藏，牧民和僧侣对狗的保护是西藏优良犬种得以延续的重要方式。牧民养狗，是为生存需要，牧民们散居在各山岭之间，为了安全，忠诚而又凶猛的藏狗必不可少。王永刚说，牧民们会把最好的狗拴在帐篷边，而其他是自由散养状态，各家之间并没有严格区分，而这些散养的藏狗们会通过搏斗自行产生獒王，然后由獒王来给其它狗分配工作，比如领地狗、放牧狗、看家狗。

牧民们会把自家最好的小狗送给寺庙，尤其是那种毛色发红的“红狗”，牧民们觉得这种狗需要有尊贵身份的人才能“降得住”。王永刚说，他在山南桑耶寺里寻访到的一只最大的红狗，长度达到两米多。洛嘎说，大的寺庙是不饲养大狗的，这是由人员规模和实力决定的，比如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这三大寺院，以前的僧侣编制分别是7700、5500、3300，所以不必专门养狗来防盗和护卫。而小庙则不同，那些用于僧侣关闭修行的庙宇，一般都建在非常偏僻、风景秀美、水源条件好的地方，多则几十人，少则几人，所以僧侣们会专门饲养大犬用于安全和护卫。

僧侣寺庙和藏狗之间的关联，一直没有中断过。洛嘎记得，“那时候，朗日县的狗都有品种档案，它们的主人是谁，体貌特征如何，都有记载，而且有定量的粮食。”洛嘎说，“就算是流浪狗，也有很好的待遇。”在他小时候，罗布林卡周围都有很多的狗宫，“两米多高的建筑，当然和人住的房子不一样，门口还有一个3米多高的树桩，上面分叉，套着狗绳，狗绳由牛毛编成，直径有7厘米粗，下面拴着铃铛。”转经的藏民们会在狗宫里放上食物，还会虔诚地叩拜。而且那时候，冬天流浪狗们会围拢在大的寺院周围，寻找阳光最暖和的地方，僧侣们会以佛教的慈悲，给它们恩施。拉萨的小孩子们到了冬天常说的一个俗语是，“最暖和的地方狗最知道”。

不过现在这些狗宫和寺庙周边聚集的流浪狗都成了传说。分析出来的原因有几种，80年代，为了市容和安全因素，拉萨市下力气对流浪狗做了一番整治，90年代，因为鼠疫关系，城市里投放老鼠药，也在一批流浪狗所在的街头撒了很多鼠药，结果这些鼠药不仅毒死了老鼠，也毒死了一些狗。再加上一些“说不清的原因”，流浪狗的踪迹已经在拉萨消逝了。

同样成为传说的，是袖犬的故事。这种可以被放到上衣口袋里把玩的小狗，曾经是有过文字资料记载的。洛嘎记得，描述的袖犬有很多种颜色，而且数量达到100多只。在西藏的传说里，袖犬是老鹰产在悬崖上的后代，在藏语里叫“郭齐”（音），“郭”是鹰的意思，“齐”是狗的意思。这显然无法考证。但是现实中似乎也没人能考证出这种狗的由来。洛嘎说他家里曾经饲养过类似的小狗，但并非纯正的袖犬，是从一只小宠物狗生下的一窝小狗中挑选出来最小的那只，是花的，后来个头一直保持非常小，可以放在衬衣口袋了，如果找一个玻璃杯，把狗放在里面，刚好能把头露出来，“它胆子很小，生人来了，就边叫边跑，最后躲到床底下去，它的叫声有磁性，比较哑”。

袖犬也一直是王永刚的遗憾，来西藏这么多年，也见过许多袖珍狗，但他坚持认为那些都不是纯种的袖犬。据他说，西藏的一些寺庙里有一种奇怪的药水，给动物服用，它们就不再生长，他曾经得到过一瓶，并且在小猫身上试验过，果真如此，只是小猫的寿命不长。曾有个朋友从尼泊尔返回，说带了一对手指大小的袖犬，等到王永刚兴致勃勃地跑去看，结果朋友说狗刚刚死了，扔了，尸体被野狗叼走了。

但洛嘎依旧认为，西藏目前最有名的是4种狗:西藏大良种犬（也就是藏獒），大狮子狗，拉萨小狮子狗（又叫拉萨阿普索）和袖犬。至于现在宠物市场很受欢迎的松狮，并不是藏獒的后代，如果一定要说它源于西藏，那么可能是大狮子狗的后裔，因为西藏的狗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毛长，大耳朵，而且耳朵是趴下来的，松狮的耳朵是竖立的。在青海和西藏做了多年狗生意的贾福安提到松狮的第一反应也是如此，“从体貌特征来判断，应该是大型犬和小狗杂交的后代，本身并没有祖先”。而西施犬，从体貌特征判断，应当是拉萨小狮子狗和京巴的后裔，同样属于杂交犬种。

“江湖规矩”·圈子和规则

王永刚最初的狗舍在布达拉宫后面的龙王潭公园，也就是林廓北路，因为他的绿化基地在这个公园里。名气最盛时候，就是他把“金龙”收回来之后。来旅游的人，也不知道怎么辗转听说“布达拉宫后面有一只很漂亮的狗”，纷纷要来参观。这种名气传播，显然更加带动了王永刚的狗买卖。他的狗几乎都是供不应求，到了小藏獒出生的季节，订狗的电话从来没有断过。林廓北路也因为他的缘故，成了拉萨的一个狗交易中心，会有许多藏民牵着自己的狗来卖。“以前是土路，因为狗交易，弄得特别脏，后来改成彩砖路，交易还在继续，城管部门只能进行约束。”王永刚说，“所以今年年初，就把养殖中心搬到了堆龙德庆，花十几万元买了块1000多平方米的地，搭建了新的狗舍。”林廓北路的狗市场随后也被迁到了太阳岛。

2002年“金龙”卖出80万元高价之后，刺激了许多做狗买卖的人，越来越多人开着越野车下到西藏偏僻地方去寻找好狗。“但基本没收上来什么好狗”，王永刚说，其实找狗是个特别艰难的过程，要花费一两周甚至一两个月的时间，带着干粮，开车去山谷里瞎转，交通很差，容易出事故，可能迷路，也可能遇上山崩或者雪崩。“一无所获在山谷中兜圈子的时候，就只好安慰自己，权当来看风景的。如果转了几天，突然看到一只好狗，那种心情马上不同。”王永刚和贾福安都有许多关于寻找狗的传奇故事，他们对一个地区狗的了解，甚至到了被牧民称为“查户口”的地步。听他们讲述，俨然就是传说中的寻宝故事。

王永刚现在俨然成为西藏藏獒交易圈中的“老大”，即便是他这样对于藏狗资源有着深入了解的“行家”，现在也已经感受到了藏獒种源枯竭的压力，所以，他花了差不多一年时间，张罗着成立西藏藏獒协会，先跟拉萨畜科所联系，后来找农开办，最后通过民政厅，挂靠在自治区科协下面。一大圈跑下来，总算有了个“合法身份”。协会成立后，王永刚碰上的第一件棘手事，是一笔藏獒交易的纷争。一个四川老板，从王永刚协会里的一个人手里买了两只小藏獒，每只5万元，结果被人告知，并非纯种藏獒，是大丹犬和藏獒的杂交品种。这个老板马上带着狗飞来拉萨，让王永刚鉴定，并且要“讨个说法”。判定结果，确实是杂交狗，而卖狗的人，确实也是王永刚协会下的人。结果是王永刚出面，让卖主退钱，交易作废。

“行有行规，在我们这行里，你把很差的纯种藏獒高价卖出去，没有人能说什么，是愿打愿挨的事情。但是，卖杂交狗就跟卖假货一样，是犯行规的事情。”王永刚说，“可即使碰上这种事情，说实话协会的章程并没有法律约束力，我们只好自己定江湖规矩，比如我可以利用行业里的口碑来制约你，如果坏了名声，就不用在这行做了。”王永刚也感叹，“这当然是个得罪人的事”。当然，谁也不肯轻易因为一笔交易坏了名声，毕竟藏獒交易是一个“暴利行业，几千元收回来的狗，转手就能上万了”。

其实这种“假货交易”倒不是王永刚和他的协会面临最棘手的问题，关键是如何制定一个藏獒评定的科学标准。“这么多年，西藏藏獒的品级都是靠经验和眼力来判断，并没有任何科学的标准，河南等几个地方陆续出台了地方的藏獒标准，但西藏的却一直没有出台”，王永刚说，这里面也牵扯到一些说不清的问题，谁来制定大家才会买账呢？

贾福安游离在王永刚的协会之外，他已经把主要精力转向了山南的烟花爆竹生意，与王永刚“以狗养狗”的盈利运作不同，贾福安的狗场几乎连年亏本，连人工带饲料狗场每日500多元的花费，贾福安并不能从狗身上挣回来，他似乎也不愿意这样做。他说与性格相关，“喜欢结交朋友，抹不开面子，爱狗的朋友问我要狗，只要他们表现出诚意，我没有不给的，山南这边的机构，几乎都从我的狗场里拿过狗”。让他有点寒心的是，有的人并不是真心想养狗，一转手，就把从他那里得来的狗高价卖掉，挣上一笔。贾福安也嘲笑自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所以他现在甚至会把自己狗场里的狗，用车重新拉回牧区放掉，“眼不见心不烦”，在那些依旧执著于狗生意的人看来，现在的贾福安只能用奇怪来形容。■

天才鹦鹉

多数中国人对沙皮狗的认识，来源于国外皱巴巴的沙皮狗卡通形象。而对于南海大沥人来说，祖祖辈辈一直养着的“猎狗”、“土狗”，突然间以一种外来变种后的姿态成为了世界名犬。鹊起的名声，让原产地大沥一度形成几乎家家户户养沙皮的“盛况”，短短几年间，过剩的沙皮又遭遇了当作肉狗廉价甩卖的厄运。如今的大沥，已难寻正宗“骨嘴”沙皮狗的踪迹……

形势骤变的沙皮狗狗市

早上9点，位于城南的大沥宠物市场开门营业了，喧嚣的狗市场又开始了忙碌的一天，远远就能听到各种狗吠声。摊主们忙着把笼子里的小狗摆到店门口，出生不久的金毛、萨摩耶、松狮等依偎在一起，不时有调皮的小狗挑起事端打打闹闹。成年狗多被关在店内的笼子里，轮换着被主人带出来遛遛。让人奇怪的是，若是像记者这样专门慕沙皮狗之名而来，眼前的景象很难理解——哪里看得到沙皮狗？

提起沙皮狗的话题，摊主们好像一下子被弹开，或者摇摇头，苦笑不语。对于当年跟风一般饲养沙皮狗的生意人来说，骤起骤落的行情最终让他们吃尽苦头。而对于为数不多的正宗沙皮狗热爱者，眼见着本地默默无闻的沙皮，突然备受宠爱，被混乱的市场搅和之后一下子又被抛入了谷底，不免痛惜。

所谓大沥沙皮狗，其实与卡通形象代表的“肉嘴”沙皮狗外形几乎两样。原产地的沙皮狗小时候也是浑身皱褶，但成长过程中皱褶慢慢消失，最终的躯体被毛为极短而竖立的单层毛，大沥当地形象地称为“马毛”。它们身形精瘦敏捷，嘴部貌似“瓦筒”，被叫做“骨嘴”，用以区别外国沙皮狗皱褶众多的“肉嘴”。一些传统的香港繁殖者认为，早期的沙皮具有较轻的骨量和比较长的腿，身上布满密密的马毛，头部也只有很轻微的褶皱。骨嘴沙皮在吻部的肉垫很少，整个吻部看上去瘦，从正面看两边的面颊消瘦，像被饿了好几天。肉嘴沙皮的吻部肉垫很厚，骨量也足，而轻骨量的沙皮在结构上很难承受这种头部硕大的肉嘴沙皮。

虽然大沥产沙皮狗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但是在1989年秋天第一只“肉嘴”沙皮进入大沥之前，当地人并不知道沙皮狗已经具有的世界名气。对他们来说，这种当地的土狗并不稀奇，于是养殖户渐渐多了起来，沙皮狗的行情也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一点点看涨。

今年62岁的黄炳合也加入了这场养狗风潮，他从1994年开始专门养沙皮狗。黄炳合此前做了20年的三鸟（鸡、鸭、鹅）批发生意，70年代时每年就能挣五六万元，到了90年代，每年有20多万元的收入。等到养沙皮狗蔚然成风，老黄干脆抛弃了三鸟生意，投资100多万元建立了4000多平方米的狗场，养了120只沙皮，“根本不用去打听行情，家家户户都养，狗还没出生都提前预定了”。那时出生几十天的普通小狗卖1000多元，好的种狗，卖到两三万元。广西商人由于交通方便、养狗气候接近，来大沥买狗最多。香港的商人也来，一只普通沙皮经过他们转手，到境外至少卖到几千美元。老黄说，也有懂狗的人买正宗沙皮狗，自己配种繁殖，但是大多数人都喜欢“肉嘴”。特别是1997年，香港人买得多，多数人希望皮越皱越好，于是杂交狗的行情远远好过纯种狗，“杂交以后更贵，行情在1997年至1999年达到最高峰”。

60岁的黎永嘉是沙皮狗中国评审员，他回忆起大沥狗市的高峰期，“经我评审过的一只沙皮狗，在当时曾卖出了7.8万元的高价”。黎永嘉那时自己也有着11亩的狗场，养了100多只沙皮狗，现在只剩下200平方米内的10只改良后的沙皮狗。

“肉嘴”沙皮因为有“寿相”，受到市场行情的热烈追捧。但是真正养过“肉嘴”沙皮的人才知道，“这种狗很容易发臭”。国外杂交繁育的沙皮虽然外形讨喜，浑身的皱褶却不利于毛孔通气，分泌物积攒在了厚厚的皮肤里。并且它们疾病非常多，多数视力不好，眼疾严重，皮肤病多，往往还有缺齿、眼毛倒生、耳聋、单睾丸或睾丸缺失的毛病。坚持保存大沥沙皮狗的养狗人黄柱华说，“市场反响很快不好了，很多人开始以为是大沥沙皮狗毛病多，杂交狗搞垮了沙皮狗的名声”。

蜂拥的养殖热潮出现了恶果，黄炳合记得，“2001年开始，感觉就不那么好了，然后一年比一年差”。从小与沙皮狗一起长大的黄柱华于是心疼得不得了，“那几年虚高的行情不正常，内部人疯狂抢狗种，抬高了物价;一旦降下来，也低得不正常”。最后一只五六十斤的母狗，只能卖到五六十元，“很多广西人买去做白切狗肉”，这种“跳楼价”一下子几乎让所有人放弃了养沙皮。

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度被当地政府宣传为“沙皮狗养殖大户”的邓佐权，宣传资料仍旧能在南海政府网查到，他本人已经改行养猪了。沙皮狗这些年被当地政府当作“三农”特色之一，邓佐权培育出来的“袖珍沙皮狗”成为代表。可所谓“袖珍狗”根本不存在，黄柱华说，“他试图通过药物控制小狗成长，就好像要把正常人整成侏儒一样，当然会失败了”。

狗市如今在南海不太景气，记者见到的宠物市场已经明显萎缩，2003年前几百家生意人慢慢自发形成了露天的狗交易市场，基本以卖沙皮狗为主。新建的市场中，广东人觉得有彩头的“金毛”最受欢迎，萨摩、哈士奇、松狮也卖得不错，“但是价格始终没有北方市场高”。记者与大沥政府部门联系，参观了三四个规模不大的狗场，见到了几十只沙皮狗后，大沥狗会负责人坦言，“现在剩下养沙皮的狗场也就这么几个了”。

大沥沙皮狗后传人

近百个摊位的宠物市场，只有07号黄柱华的摊位，还挂着繁育正宗沙皮狗的牌子。在黄柱华的名片上，抬头是醒目的“濒临灭绝”四个红色的大字，下面注明自己是国宝原种骨嘴沙皮狗保存者、大沥沙皮狗后传人。黄柱华急于向大众澄清，正宗的沙皮狗完全不是国外皱巴巴的“大笨狗”的样子，“它们长大后几乎没有皱褶，灵活善斗，非常健康，是很好的家庭犬”。

黄柱华的狗场位于大沥雅瑶乡东约村，46岁的黄柱华是雅瑶当地人，而雅瑶正是历来的“沙皮狗乡“。原本东约村的一整个山头都被他用来养狗，光是沙皮狗就有120多只。遇到现在不景气的年头，多数场地出租给别人了，黄还剩下两千多平方米的两个狗场，一个是“柱记比特犬竞技中心”，一个是“柱记名犬发展中心”。发展中心门口的一幅题字是——弘扬中华文化，恢复祖国犬业。

下午时分，两个工人把20多只沙皮狗放出来玩耍，狗狗们非常灵活调皮，“蹭”地一下绕着山头跑开了，一会儿又跑到主人面前报到一下，站起来亲热地往主人身上趴，再快速地跑开去玩儿，像一群可爱的孩子。黄柱华指着狗的各个部位向记者辨别好坏，“正宗的沙皮狗舌头蓝黑色为佳，尾巴翘起来紧贴后背为好，后腿的跗骨垂直于地面，所以反弹力强”。黄柱华最宠爱的两只狗分别获得过大沥狗赛的冠军，黄褐色的母狗刚刚生完小狗，黑色的公狗取名“力波”，墙上的大幅照片是香港名主持陈启泰等四人和“力波”合影。照片中的“力波”昂首挺胸，姿态高昂，黄柱华说:“你看，四个人在它后面，但是它的尾巴始终高高上扬，神态自若，异常威风，没有半点害怕的感觉，这就是一只自信的好狗才有的姿态。”

黄柱华对沙皮狗的感情，与自己幼年的经历分不开。“沙皮狗真正是我祖先的遗产”，黄的父亲是雅瑶乡猎户，靠着一只猎枪养活了黄柱华兄弟七人，而沙皮狗就是忠实能干的猎狗，跟着主人在山上跑一天都不累。黄柱华的邻居是在当地名声响当当的“狗王滔”，后来成了他的师傅。“他98岁过世前，人都有些糊涂了，但是还在跟我谈狗。”“狗王滔”在90年前就开始了做沙皮狗的生意，黄柱华说，“那时候不会按现在宠物狗的标准去看，广东人爱斗狗，我们就从狗的各方面了解它是否善斗”。

没太高文化的当地农村人，习惯用方言、借助相似的实物来形容狗。黄柱华说，民间地道的沙皮狗形状上是“葫芦头”，姿态上称“鹅公头”，有着类似鹅一样上扬弧度的头颅，非常警觉，“完全不是国外皱皮狗笨笨的样子，只能低头走路，被东西撞了都没法抬头看一眼”。沙皮狗的嘴巴叫做“瓦筒嘴”，还有着“蚬壳耳”，短小而向前卷曲，打斗时可以防止被咬。身形上沙皮狗是“五短身材”，长度与高度的比例在8.5∶10～9∶10之间，接近正方形。沙皮的腿被形容成“推车腿”，腿的关节看上去有“S”型的弯曲，反弹力好，善于奔跑。背骨短，尾巴紧靠背部，所以肛门微微朝天，比较大。

黄柱华还曾拜解放前广州斗狗场人称“基叔”的裁判赵基为师，“现在华人圈基本参照基叔的方法来辨别沙皮狗”。基叔通过鉴别沙皮狗，能看出它适合的用途，有的适合打斗，有的适合打猎，有的则适合看家。黄柱华说，懂狗的人可以从狗的眼睛里看出相当丰富的信息，他们从眼睛的底色、眼砂、瞳孔大小分辨狗的好坏，“我们喜欢稳重一点的狗，眼睛不要太大，眼球不要太突出”。除了眼睛里流露出的性格特质，还要看狗的骨架。黄柱华说:“狗的骨架就好似盖了一个棚子，里边的内脏空间有多大，气门怎样，都有学问。”有了好骨架才能身形结实，肌肉结构是否有力也很重要，“这些都决定了为什么有的狗跑几个小时不累，有的一出门就喘气”。毛孔是否通风、鼻孔是否通气也很重要，“就好比汽车发动机一响，专家就能知道毛病在哪;我们一听沙皮狗喘气，就知道它的身体条件了”。

近几年，冷却下来的大沥狗市开始感觉到骨嘴沙皮狗面临绝种危机。接触多了，黄柱华私下告诉记者:“虽然我现在养了20多只沙皮，但是真正纯种的骨嘴也就两三只了。”黄柱华一直留意在民间收集沙皮，“就算是个宝贝，养在农村，大家也都不认识”，但是好的纯种沙皮已经非常罕见，于是“哪怕只有百分之五六十符合标准，我也收来”。他也养了几只“肉嘴”，“我几个品种都养，然后由我来说出骨嘴的优势，不然有些人会攻击我自己不养肉嘴，所以才说骨嘴的好话”。他感慨现在好多狗都被关起来养，“腿都不会走路了”。黄柱华经常带骨嘴沙皮上山捉老鼠，“现在不让打猎，我就训练它们捉老鼠，然后拍摄下来，让大家知道，骨嘴沙皮是非常健康的好狗”。黄柱华训练的狗，卖价一直比别人高，“70年代我的狗就卖十二三元”。现在黄柱华非常希望能在香港找到纯种沙皮的狗种，“不然我的这几只，会有近亲繁殖的危险，我觉得纯种沙皮狗现在比大熊猫还稀少啊”。

原产地的责任与纷争

作为沙皮狗的原产地，南海大沥需要做沙皮狗的血统证明书、检疫工作、纯种标准问题等工作，而这些对于大沥是陌生而新鲜的。黄柱华说，虽然他养了30多年的沙皮狗，可是文化程度不高，还不能写文章来论述这些问题。大沥沙皮狗会在1994年左右筹办时，中山大学名犬研究会、香港沙皮狗会等都提供了指导帮助。

上世纪70年代，“肉嘴”沙皮狗在美国声名鹊起之后，美国的繁殖者是不知所措的，他们既没有拥有过沙皮，更没有繁殖沙皮的经验。在早期的岁月里，人们尝试了很多诸如此类的实验，一些繁殖计划被非常仔细地制定，并在异常紧张小心的监督下完成。但还有一些繁殖是在无计划中进行的，那些人希望用最短的时间繁殖出更多的幼犬，但带来的结果一定是负面的——这样繁殖出来的幼犬在类型和结构上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黄柱华记得，大沥第一份纯种沙皮狗的标准草稿，是组织了七八十名养殖者共同讨论的，“每个人还回家给狗量身高、称体重呢”。1995年举办的第一次大沥狗赛，成了养狗人最为称道的一次比赛。“非常公正，大家的兴致也很高。”而一场比赛下来，“得了名次的狗身价当场翻几倍”，有利可图的养狗业随后成了一些官员参与的活动。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狗协成员提到，在某场狗赛中，一个负责人家里的狗就连续得奖，“到第二场观众就纷纷退席了”。交易严重也使大沥狗会多数会员退会。如今狗市不景气，纯种狗数量少，养殖户兴致低，狗赛要举办起来更是困难。

黄柱华说，要培养一只好狗，在它成长过程中至少要参加四次狗赛。从三到六个月、六到十二个月、一到两岁、两岁以后，都应该分别有机会去比赛，这样它才知道一只好狗的标准是什么，胆量和气度也不一样。“其实和养小孩一样，从小就带他见世面，他就会与众不同。”

香港的纯种沙皮狗爱护者也早已行动起来，他们已经有一个名为“香港沙皮狗会”的法定组织，现在又出现了一个以骨嘴沙皮为主的“中国犬保护会”。这两个组织的会长都是李福华先生。由于香港沙皮狗会直属受FCI认可及规管的香港狗会之下，如果要单揽狗展，需要按照国际规则执行，比如只有香港狗会会员才可参加，同时要有获认可的血统书，很多在港的骨嘴沙皮主人不能参加，够资格的狗主寥寥可数。所以新成立的“中国犬保护会”旨在为保护骨嘴沙皮做更多的工作。■

霖枫

好长啊，收藏先！好长啊，收藏先！

原野牧歌

谢谢，朋友了。很有收藏价值，论述的非常详细。

惋惜

这会长知识了

义为先

好贴,多谢楼主分享.

夜迷

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