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蟋蟀－－1.唐代2.宋代3.明代4.清代(二)

极品蟋蟀

宋代的斗蟋蟀活动有较多的资料记载，从正史、笔记、诗文中都可以看出来。如陆佃《尔雅翼》释蟋蟀“好吟于土石砖甓之下，尤好斗，胜辄矜鸣。”王逵《蠡海集》载“蛩阴性妒，相遇必争斗。”南宋词人姜白石有一首题为《咏蟋蟀》的词，序中云：“蟋蟀，中都呼为促织，善斗。好事者或以二三十万钱致一枚，镂象齿为楼观以贮之。”中都是指当时的京城杭州。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至南宋时，蟋蟀因其善斗的习性，已经具有了一种特殊的身份，不但成为可以购买的商品，而且价贵得使人咋舌！所以有如此高价，当然不仅因为它善斗能令人取乐，更重要的是它已成为一种赌博的工具，可以使主人在瞬间得到大量钱财。既然一只蟋蟀的价钱是如此之高，那么用蟋蟀相赌时的赌注之大，也就是可以想象的了。用“二三十万”钱去买一只蟋蟀，毕竟是很奢侈的行为，只有富家子弟才行。但是作为一种游戏，并不为富人所专有，穷人也以之取乐。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载，当时的杭州人极喜养斗蟋蟀，“促织盛出，都民好养。”而且街上专有蟋蟀市场，供爱好者选购：“每日早晨，多于官巷南北作市，常有三五十人火斗者。”而且因为玩者众多，城外农民专有人捕了来卖给城里人：“乡民争捉入城货卖，斗赢三二个，便望卖一两贯钱；若生得大，更会斗，便有一两银卖。每日如此，九月尽天寒方休。”街上也有人专卖用来畜养蟋蟀的各种笼具，并出现了专以驯养蟋蟀为职业的所谓“闲汉”。由此可知南宋的斗蟋蟀活动已发展到相当规模。
　　象唐代的斗鸡受到玄宗厚爱一样，斗蟋蟀在宋代也极得最高统治者的青睐。南宋太师平章贾似道就是一个著名的蟋蟀迷。据《宋史》载：“襄阳围已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楼台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中。唯故博徒日至纵博，人无敢窥其第者。其妾有兄来，立府门，若将入者。似道见之，缚投火中。尝与群妾踞地斗蟋蟀，所狎客入，戏之曰：此军国大事耶？”当时蒙古人进攻中原，形势十分危急，但作为太师平章军国重事的贾似道，却置国事于不顾，仍然还在陪着群妾斗蟋蟀玩乐，可见其何等昏庸！不过，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使他背上了千古骂名，后人戏称之为“蟋蟀宰相”；而且自此之后，斗蟋蟀之戏也因他而成了“玩物丧志”，乃至误国误民的代名词。从另一方面看，抛开贾似道为政的功过不讲，单就他玩斗蟋蟀的技巧来说，我们不能不承认，确有很值得称道的东西。他对蟋蟀不仅是玩玩而已，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他写的《促织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此书共二卷，分论赋、论形、论色、决胜、论养、论斗、论病几部分，对蟋蟀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详尽的论述。虽其中不免虚妄，但总的来说，确是当时人玩斗蟋蟀的总结，极多科学的内容。后来出现的一系列《蟋蟀谱》、《促织经》，几乎无一不是以贾氏《促织经》为蓝本，除了内容上稍有增益，体例上没有什么突破。贾氏《经》前有一段《促织论》，是一篇内容丰富的蟋蟀专论，作者首先探讨了人们玩斗蟋蟀的原因，主要在于蟋蟀虽为“微物”，却有“似解人意”的灵性，尤其是二雄相争的“英猛之态”，是其他小生物所不具备的，而这正适应了寻胜猎奇的“人之所好”，故君子“取而爱之”。接着他又通过对斗蟋蟀历史的考察，进一步说明这项活动所以受到公子王孙，乃至庶民百姓的喜爱，是有其必然性的。另外他对蟋蟀的生活习性、品种优劣、调养医病诸问题也有精辟的见解，并认为这些是在决斗中取胜的关键。在以下的各章里，他还对蟋蟀的形、色、斗、养等问题有更细致的论述。总地来看，贾氏第一次对蟋蟀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他的《促织经》实际上建构起独具特色的“蟋蟀学”的刍形。
　　从贾似道的《促织经》里可以看出，斗蟋蟀的技艺至南宋时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基本上脱离了初期的质朴状态，开始由简单的“游戏”向“艺术”过渡，并且由此而始，逐渐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融入了庞大的中国古代文化的体系。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是建立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之上的。贾氏《促织经》实际上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它是在斗蟋蟀游戏相当普及的社会基础上，总结一代又一代玩家的心得体会而成的，是无数人情趣与心血的结晶，充分表现了当时人们对蟋蟀的认识水平。例如关于蟋蟀的种类，在外行人看来，除大小及色泽稍有差异，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区别。但在《促织经》里，仅体色就分为青、黄、红、紫、黑、白；而红又分为真红、水红等，青又分为真青、深青、淡青、紫青、灰青、虾青、蟹青等，黄分真黄、红黄、紫黄、深黄、淡黄、狗蝇黄等。其他尚有花麻头、紫金翅、青灰项、白麻头、红麻头、黄麻头等名目。而且人们还发现了蟋蟀的体色与其斗性是有密切联系的，提出“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黄”的说法。再如虫具问题，唐代宫女养蟋蟀用的是笼，宋代延袭此法，一直到南宋时还是如此。西湖老人《繁胜录》中就说当时“或用银丝为笼，或作楼台为笼，或黑退光漆笼，或瓦盆竹笼，或金漆笼、板笼甚多。”其实用笼养蟋蟀是不符合蟋蟀生活习性的。蟋蟀自就被称作“阴虫”，喜阴暗潮湿，过于干燥对其生长发育不利；用笼畜养蟋蟀，温湿度难以掌握，对它的生长与斗性都不利。唐宋人不明此理，说明他们对蟋蟀的生活规律的认识还是有欠缺的。但在贾氏《促织经》里，经常提到“古旧大盆”、“下盆”、“盆窝”，说明此时已改为用土盆饲养蟋蟀。由金玉牙笼改为土盆，当然不是因为朴素，而是对蟋蟀生活习性认识上的提高。60年代，镇江一座南宋古墓里曾发掘出三只陶质过笼，这是与土盆配套使用的一种虫具，可与贾氏《促织经》所载相印证，说明养蟋蟀由笼变罐出现于南宋的可能性较大。（未完）

攻玉生

感谢了！

阳春三月

比较统一的说法就是罐养蟋蟀始于南宋，但是，这之前应有一种过渡型。

痴匏轩

引用第3楼阳春三月于2007-12-27 08:54发表的 :
比较统一的说法就是罐养蟋蟀始于南宋，但是，这之前应有一种过渡型。

嗯，是有这样的说法吧，可能南宋时出了很多好这口的达官贵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