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邮市场的发展脉络   (转载)

藏巧守拙

集邮是一项有益的社会文化活动，集邮市场是以买卖邮票和其它集邮收藏品（下称邮品）为主的交易市场。
集邮既是一项以邮品为收集、整理、鉴赏、研究对象的世界性文化活动，也是一项以个人收藏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消费。集邮爱好由个人兴趣出发，集邮的基本活动形式就是购买邮票，妥善保存，形成收藏。邮票是邮资凭证，又是特殊商品，长期以来被公认为“国家发行的有价票证”，过了发行期后，不容许添印，因为集邮的需求，具有保值、增值的功能。集邮者在兴趣减退之后，或者急需用钱之时，都可出让邮票。邮品需要通过买卖进行交易，因为邮票具有波动的行情，只要经营有方，买卖邮票也可获得利润，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以钱易物的集邮市场就应运而生。
邮票是国家邮政管理部门发行的邮资凭证，在我们国家，邮政实现政企分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2009年）第42条，“普通邮票发行数量由邮政企业按照市场需要确定，报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备案；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发行计划由邮政企业根据市场需要提出，报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审定。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负责纪念邮票的选题和图案审查。邮政管理部门依法对邮票的印制、销售实施监督。”因此，中国邮票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发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的经营邮政业务中，与邮票有关的共有“邮件投递” 和“邮票发行以及集邮品制作、销售”两项。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下设专门经营集邮业务的中国集邮总公司。
有需要，就会有服务；有商品，就会有买卖；要交易，就会形成市场。在中国，集邮市场分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一级市场是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经营的邮票发行和集邮品销售市场；二级市场是由多种经济成分参与的自由市场，或称民间集邮市场，目前以民营经济成分为主。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下属中国总公司从事的集邮品制作、销售是以邮票为主要材料的继续生产和增值销售，也应属于二级市场。
民间集邮市场主要由私商组成，有的单设门店，有的在集市中设包房、摊位，有的个体经营，有的集资合作，有的挂靠其他公司，有的兼营其他业务，甚至有的在实际上依托邮政企业，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二、拨乱反正促使中国集邮市场重生
中国最早的邮商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50年代中期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原来个体经营的邮商仍以“摊商”或开设“公私合营”店铺的形式存在，接受中国邮票公司各地分公司管理，在“文化大革命”中，邮票公司停业，合营邮商也全部歇业。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集邮活动复苏，中国邮票公司恢复国内业务，80年代初，《集邮》杂志复刊，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及各省区市集邮协会相继成立，集邮爱好者热情高涨，可是，国营邮票公司只售近年新邮，私营邮商早已人老货尽，而且当时还没有允许私人经营集邮业务的政策，于是集邮爱好者只能自发地进行邮票交换，从而在大中型城市开始萌生集邮市场的雏形。因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大背景相同，无论是北京、上海，或是广州、成都，几乎都产生了同样的现象和过程，集邮爱好者在邮票公司附近的街头巷尾交换余缺，以票换票，进而人群越聚越多，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以钱换票的交易，形成集市。在当时，这样的集市被视为非法谋利、投机倒把 ，受舆论谴责，令工商、公安等部门不安，不久，集市被查禁，集邮者被训诫，邮册被没收，人群被驱散。
此后，广大集邮爱好者呼吁开放邮票市场，各地集邮协会顺应会员要求，努力同有关部门协商，在社会各界支持下，有组织、有管理的邮票交换活动在文化宫、俱乐部等公共场所定期举行，有的需要凭邮协会员证进入。例如上海市集邮协会在共青团上海市委的支持下，免费借用设在原大世界游乐场的青年宫为场地，每星期日开办邮票交换活动。接着，1983年1月，上海市卢湾区职工集邮协会在区工人俱乐部开设集邮交换室。同年，集邮者又自发地在太原路附近的肇嘉浜路街心绿地聚成集市，称为“太原路邮市”，后来与北京的月坛邮市、广州的人民公园邮市、成都的冻青树邮市被合称为全国“四大邮市”。
20世纪80年代中期，购买新邮的队伍高度膨胀，新邮货源供应紧缺，预订新邮需要“办证”，买卖邮票有利可图，其时适逢银行利率下降等因素，广大市民试图购邮增值，纷纷涌入邮市。1988年5月22日，由北京市西城区集邮协会开办的月坛邮市，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正式挂牌，合法经营集邮业务。1988年10月，由上海市徐汇区集邮协会的挂靠单位徐汇区文化馆牵头，会同有关单位正式挂牌开办太原路邮市，入场须购门票，每天开放。
三、新邮炒作导致集邮市场扩大和增生
随着集邮活动的普及，以及市民购邮保值的需求量激增，邮票发行量节节攀升。例如，1981年的生肖邮票《辛酉年》计划发行量为931.16万枚，四年之后，1985年的《乙丑年》就达到了9555.26万枚，增加十倍以上。
由于各级邮政企业在新邮发行中利润可观，在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驱动下，违规经营的手法层出不穷，尽管相关管理部门一再严格查处，但在集邮市场上表现出抑制不住的新邮炒作。炒作的物质基础是资金和货源，两者不可缺一，普通集邮者无法在预订外获得多量新邮，在市场上却整包整盒地在流通。
1991年发生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第一次出现在1985年）“邮市疯潮”。当时，银行利率下调，股市收益迷惘，新邮却立竿见影地暴涨，例如，当年发行的“和平解放西藏”小型张，面值2元，虽然发行量已达883.6万枚，整盒的市场价从350元炒到700元、850元；三年前发行的“三国”（一）小型张，面值3元，其整盒价在一周内就从850元暴涨到1500元。邮市行情的暴涨由新邮炒作引发，暴涨造成大量的人流和资金涌向邮市。炒作纯属投机，参与其中的邮商或市民则落得“几家欢乐几家愁”的结局，这样的节目在邮市反复上演。
平时只有二三百人进入的月坛邮市，在疯潮中每天涌进数千人甚至上万人，由于治安、卫生等事故，导致于1991年11月10日起的暂时关闭整顿。在上海，原来蜗居在工人俱乐部一个活动室内的卢湾区邮协交换室则在1991年8月迁入了卢湾区工人体育场，称为“卢工集邮品交换市场”。
新邮炒作引发邮票暴涨、公司惜售，暴涨之后却造成跌破面值、调整发行量。因为没有解决根本的弊端，时隔五年，“邮市疯潮”再次来袭。1996年下半年起，“桂花无齿”“宝鼎无齿”等品种的价格增幅刺激着人们争购新邮，面值5元的《上海浦东》小型张最高曾被炒到65元。1997年上半年，邮市炒作达到高潮，北京月坛邮市门票每人5元，每天入场在1万人以上，周末可达1.3万人；上海卢工邮市门票每人2元（高峰时调升至10元），进入2万人后停止售票。室内摩肩接踵，附近客房爆满，门前则外地牌照的邮政车辆穿流不息。炒作者寄极大希望于7月1日发行的《香港回归祖国》金箔小型张，面值50元，集邮公司售价120元，发行前的“期货价”240元，发行后炒到300元以上，期待年底会到1000元……不料，事与愿违，300元成为一个拐点，这枚“年度最佳邮票”竟一路下滑，直至跌破面值，最低价仅17元（现约55元）。炒作者、投资者被深深套牢，就此邮市一蹶不振，有的品种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套。
然而，邮市在此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97年6月8日，在北京市邮协、西城区政府的支持下，月坛邮市迁至黄寺大街的马甸福尼市场，营业面积达1.3万平方米，设柜130余个、售货棚400个。1996年秋，上海卢工邮市经过场地改建，面貌焕然，重新开张，不仅设有视频监控，，而且首创了工商、公安、税务进驻联合办公的管理模式；1997年2月22日，太原路邮市告别室外，迁入云洲商厦；同年，在闸北、南市、杨浦、虹口、静安、普陀、浦东新区等区都有大型的邮币卡市场通过审批，揭幕招商，大都规模较大，得到本区行政部门的支持，策划者大致误以为“邮市同股市”，会有大量寻常老百姓参与，有的甚至搞起了“无实物交易”的试验，一时上也受到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可是，依靠炒作形成的“疯潮”终究只能昙花一现，之后就是行情的低谷，新邮价格狂泻，投资者、投机者统统远离邮市，因此，除了卢工邮市、云洲邮市和老城隍庙邮币卡市场还有邮商蹲守外，几乎所有新开张的邮市，在一二年内，全都偃旗息鼓。
1979——1989年小型张发行量的变化，也能说明“疯涨”之后的行情陷入深谷的规律。因为新邮供不应求，1985年《熊猫》小型张发行量高达1266.83万张，在此情况下，炒作失败，市场需求量随即锐减，大宗交易必然萧条，新邮跌破面值，不得不削减发行量。
四、风浪之后形成集邮市场相对稳定的格局
“疯潮”过后，购邮保值的市民退出邮市，广大集邮爱好者继续预订新邮，在邮政企业集邮公司加强管理的措施下，以实名制登记的新邮预订户可能有所减少，但因开放了全张票预订，集邮者对新邮的总需求量似乎并无显著的衰减。资深集邮者则依然故我，投入的新邮消费保持正常水平。
部分国企“三产”或集邮协会挂靠单位（如文化宫）开设的邮社实际上由本单位的集邮爱好者在经营，先后转制成为民企，原来的企业职工分别变成了老板和伙计。他们大都已相对年老，在原单位已列入了“下岗”或“待退”的名单，混迹邮市，也不失为一个发挥余热的去处。
在邮市设柜、设包房的邮商，各有走向。资深邮商继续经营；大宗邮品经营者可以在打折票的买卖中，在接受投机者“割肉”的抛售中，赚取利润（下表为2010年时，2007—2009年邮票在市场打折销售的数据）；投资者、投机者以及在此损失惨重的失意者固已远离邮市，但也有人留了下来，有的在等待时机，试图东山再起，有的是邮政企业的“地下”出货渠道，凭借“优势”仍可一博。

1997年之后，也有新设的集邮市场。在北京，就有方寸斋邮市（2000年7月开业）、马连道邮币卡市场（2002年1月）、北京西站文化邮币卡市场（2003年12月）、爱家国际收藏品交流市场（2004年2月）、德胜国际文化交流中心（2006年10月）；在上海，则有聚奇城（2010年开业）等综合性收藏品交易市场。
以上海为例，当前二级集邮市场的存在形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邮政公司下属的集邮公司：除办理新邮预计外，主要的业务是制作和销售集邮品，但其主要客户已经不是集邮群体。因为绝大部分对集邮收藏有进一步需求的爱好者，不满足于购买新发行邮票，而且一般都不需要购买批量生产的集邮制作品，因为这些集邮品的文化价值和收藏难度同它们的销售价格不相匹配，而且不能体现集邮研究的水平，历来不被国际集邮联合会制订的邮展评审规则所接受。
由于集邮属于高雅文化的社会声誉，以及媒体对珍邮价格的片面渲染，集邮品被人们作为礼品、纪念品接受，多为大型企业、社会团体批量购用，在财务开支紧缩的影响下，此项业务前途可畏。
这些礼品册、纪念册的载体，在大宗邮品交易市场被作为废纸处理，每天都有可观的数量。
2．专业邮商：由于集邮者的收藏和研究对象门类繁杂，世界上有二三百个国家和地区在发行邮票，集邮者需要其中的某些品种，又非全部品种。不只是邮票，还有各类其它邮资票品。不只是新邮票，还有用过的旧邮票和盖销的旧邮票。这些邮票的存在形态不同（有的带边、带角、带厂名铭、带数字铭、带附票、带过桥、带色标，等等），品相不同（有的短齿、有的斑点、有的失去光泽、有的背胶缺损、有的齿尖变钝，等等），作为商品，它们的价格也随之不同，而且消费者对它们的需求迫切性又随着多种因素变化着，这些指标无法量化。对于需求量、成交量都不太大的外国新邮而言，都是“特殊品种”。何况还有各类“个性化”极强的实寄邮品。对于这些“特殊品种”，邮政企业集邮公司不愿经营、不屑经营也无能经营，可是，民营邮商却来者不拒，而且逐渐形成了专门化，有人专营外国票，有人专营普通邮票，有人专营实寄封，有人专营明信片，有人专营税票，有人专营集邮书报，有人专营集邮用品，也有人开发、制作集邮品，等等，而且分国分期。这些经营者对于他们从事的经营对象，基本上都是专家，不仅是买卖的专家，而且掌握相应的专业知识，能为买家和卖家提供良好的服务。说是专业经营，实际上又都是综合经营，什么赚钱就做什么，他们灵活多变，适应性很强。邮政企业集邮公司不可能培养或聘用这类专家，也不可能提供这样的专业服务。
此类邮商，大都是集邮者下海，有的还家学渊源、子承父业，基本上都是个体经营，有的设门店，有单独开设，或合伙开设，或在集市内设包房，有的不设门店，专事通信交易，近年更在网上洽谈、上门服务，他们大都注重信誉，在集邮界交游广阔，熟悉行情，了解部分固定客户的需求，经常为客户“量身定制”寻觅特殊品种，收取双方佣金，而且已非旧邮商的简单“新版”，有的在业邮后再入大学深造，为的就是在要这个行业中大献身手。
此类邮商，在云洲商厦相对较为集中，
3．大宗邮品交易商：专营新邮批量购销的邮商，在上海卢工邮市较为集中。他们现在也已形成专业性分工，比如有的专营生肖票，有的专营封片，有的专营跌价票，等等，而且多数还兼营收藏性钱币。
每次新邮发行，他们都有动作，确定收购价和销售价，忽上忽下，形成集邮专业报刊“邮市行情”栏的“消息源”。
由于新邮预订供应中发生违规行为，造成新邮炒作的投机经营。或者反过来说，由于投机炒作的需要，某些邮商利用新邮预订供应中的漏洞，破坏邮政企业的规定，套购大量新邮，扰乱集邮市场的正常秩序，长期以来，形成一个依赖新邮炒作生存的群体，他们甚至成为某些大型集邮市场的主体，由于交易量巨大，吸引媒体视线，社会影响较大，以致败坏集邮的社会声誉，虽然长期以来为集邮人士所不齿，但面对管理部门的作为乏力，只能徒叹无可奈何。
例如，去年暴露的一个曹诚龙案，很能说明问题。原来，除了邮政企业以预订方式向集邮爱好者按面值价格供应新邮外，活跃在市场上的邮商们更以低于面值的价格以“卖期货”的方式大量供应新邮。2012年11月7日，曹诚龙在网上发布的2013年新邮预订帖称“今年是本人在网上敞开预订新邮9周年！” “预定2013年年票，预交150元/套，年底按国家统一发行价打75折结算，包括赠送版！”这样的交易存续了九年，就在第十年间，因为经营者资金链断缺，未能按期交货，引发退款风波，据不完全统计，涉及预付金额在500万元以上。
在全国范围内，这样的新邮预订供应商不止一家。他们的邮票来自何处？他们的存在，他们的作为已经存续了好长时间，他们养活了多少人？在邮政企业内外，多少人赖以赢利？
如果断缺了新邮违规流出的渠道，大宗邮品交易市场上的大部分邮商将成为无水之鱼，他们靠什么支撑门面，靠什么谋取利润？换句话说，这样的市场也将不存在了。
4．拍卖公司：国内当前经营邮品资格最老的拍卖商是设在北京的中国嘉德（1996年起），但邮品拍卖的份额在公司内相对较小。在北京，另有一家诚轩（2004年起），也经营邮品拍卖。而早年的中邮大地已经停歇，太平洋、华辰等则不再拍卖邮品。
在上海，当前经营邮品资格最老的是上海拍卖行（1997年起），泓盛拍卖（2006年起）则以拍卖油画和现代艺术品为主，但每场邮品成交金额已居上海之首，它同赵涌在线是同一董事长的两家公司。另有华宇拍卖（2012年起），策动者是原来活跃在香港、台湾的邮商；东方国拍（2013年起）的邮品部分由上海拍卖行原邮品部经理担纲；禾缘、朵云轩也在近年内开始兼营线上线下拍卖或增加邮品拍卖业务，但相对成交总金额较低。
此外，在深圳、香港进行的邮品拍卖也是国内客户经常交易的场合。
线下邮品拍卖基本为每家每年组织春、秋两次，每次成交金额大都在1000万元以上，由资深邮商为部门经理，他们的信誉、邮识、人脉都强，通常在全世界华人集邮圈内信息灵通，交往密切。
5．网上交易：为近十余年内新兴的交易方式，注册的集邮客户估计不少于10万人，资深集邮者、邮商、普通集邮者都会上网交易，但老年集邮者一般对此敬而远之。
国内集邮者在eBay、淘宝购买邮品最为普遍，而专门经营邮品交易的网站在近年内也已风起云涌，交易方式有销售、寄售、竞价拍卖等，其中以总部设在上海的赵涌在线（2000年起网上交易，此前设店经营）交易量为最大。
2013年起，又有南京文交所推出一种“邮票电子库交易”，拟将部分指定品种的邮票作为筹码，存入其库房，模仿股市形式，每日开盘，挂牌示价，吸引投资者参与，随时吞吐，实现无纸化交易。其实绩尚无报告，但跟进者已大有人在。炒邮者乘机起哄，猜测什么品种会被选为筹码，已在哄抬它们的行情。
结 语
集邮市场应属文化收藏品市场的一个分支，但因其热门商品为国家新发行品种，因此同现代钱币具有相似的特殊性。因为收藏品需要经过岁月沉淀才会实现其价值跃升，而市场的急功近利便转而对新发行品种进行非理性的炒作，尤其在一度的“疯涨”浪潮中，会刺激过多的游资入市，造成虚假繁荣，盲目扩大邮市。邮品投资者在泅水中学会了游泳，经过三次潮涨潮落，已经清醒，但场外的广大中青年还没有经验，他们的余资还须流入收藏市场，作为管理部门需要鉴往知来，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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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品需要经过岁月沉淀才会实现其价值跃升，而市场的急功近利便转而对新发行品种进行非理性的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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