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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8-13 22:5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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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我们破门的时候院子里就有了一帮看热闹的人,却没有谁上前来阻拦。我说:“我们既然来了,就不能随随便便走,他调部队来我也要讨回公道。”
南子非说:“就是,我昨天就是让支书带人抓住关起来的,我的照相机、记者证还有手机都在他们手上。”
我们坐上车,在一个村民的指引下,直奔村委会大院。
下车时院子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男女老少参差不齐,就是没让我看出哪像护村的民兵组织,也许他们本来就是看热闹的一群。一个矮胖的中年男人双手插腰站在村委会门口,居高临下地问我们:“你们是啥地方的?敢到我们庄子里来抢人?”
我站在他面前斜了眼问道:“你就是支书?”
对方也看见了跟在我后面的南子非,梗起脖子说:“我就是,咋啦?有啥事?”
南子非直冲着他说:“你看我有啥事?”
支书看了一眼我们,扭头进了办公室,我们一行几人跟着进去。
“你们是啥地方的?”支书自己坐在一张椅子上,点了根烟又问。
我在另一张椅子上坐下来,掏出记者证在他面前亮了一下说:“看清楚了,我们是甘肃·报社记者。为什么把我们的南记者关起来?”
“记者又咋啦?”支书翻了下白眼,指着南子非说:“他私自进庄,没经过我的同意就走东串西,有人检举他偷了东西,我不抓起来还让他去杀人?”
“你有什么证据说他偷东西?法律赋予了记者可以在任何地方去采访,任何人不能干涉!”
“法律?在这地方我说了就是法律,我说的话就是证据!”
“你这地方好像没独立吧?”我直盯着对方说:“你充其量也就管几百个老百姓,你以为村支书是总书记?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
“在我这地方,就是我说了算!我不但管人,还要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咋哩?”
“这么说,你是把自己当土皇帝了?”我看着支书已接近变形的嘴脸,不由一声冷笑:“据我所知,土皇帝的下场都很惨,你怎么没登基?是怕政府镇压?”
支书嘴唇一哆嗦,站起来把手指着我说:“我是党员,你在侮辱我,也就是侮辱党,你犯法了你知道吗?”
一直在我旁边拿着照相机拍照的蓁子说:“你如果知道犯法就不会把我们的记者关起来,你已经触犯了非法拘禁罪。”
在支书身后一直对我们虎视眈眈的那个小伙子也开腔了,他冲着蓁子骂起来:“你是哪里的臭婆娘啥,这里用不着你多屄掺言。”
我猛一指对方说:“过来!”
那小子也就二十三、四岁的样子,看造型应该是支书的儿子,顺着我的话音果然走了过来,紧握着双拳说:“过来想咋?打哩嘛?”
在他话没说完整的时候我就已经出手了,耳光响亮。随着手动,心里的怒火喷薄而出,紧接着又是一拳猛击在他的脸上,不待他有所反应,我又抬起一脚踢中他的肚子。先下手的优越性在我这里体现得极为充分,那小子哇的叫了一声,踉仓着退后几步,却没倒地,我踏步上前,又是一脚踹翻了他。来不及收回脚,我就感到背上一疼,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回头看时,是支书提着椅子狠砸在我身上,蓁子惊叫一声,向我直扑过来。那时南子非已把支书打翻在地,我冲上去劈胸一把抓住,右手已掏出了腰里的军刺,不是蓁子及时抓住我的手,那柄锐利的尖刀就被我的怒火冲进了支书的左胸。蓁子双手死死抓着我说:“谷子,你别这样。”
南子非也使眼色让我放下刀子,我看蓁子时,她的脸色都已变了,是我不顾一切的亡命架势让她惊恐。
支书的儿子从地上爬起来,不知从什么地方拿起一把长柄的板斧,拉开了架势准备向我劈来。
南子非已把支书的一条胳膊扭向后面,把支书往前一推,去迎接他儿子的板斧。我放开支书的衣服,抓住他的另一条胳膊扭过去,刀尖直抵着他的后背,让他挡在我和南子非的面前,冲他儿子说:“来劈呀,我把这个狗头给你。”
那柄板斧大概是他们用来劈柴或者砍树的,看分量只要放在人身上,不死也得落个残废。
小朱和小王已在另一边各找出一把铁锨提在手里,随时准备在支书儿子出手时两边夹击。这房子虽说是村委会办公室,在闲时却被村干部当成了放置农具杂物的库房,随手抓起一件,都可以当作武器使用。
双方一时都僵住了,先前挤进屋子里的村民纷纷退出门去。
我们谁也不敢轻举妄动,都明白血战一触即发,而结局是谁也占不了便宜。
支书朝外面喊起来:“黑娃子,你把土枪提进来给我往死里打!”
我手上用了点劲,让刀尖抵进他的肉里,迫使他住了口。
大喇叭还在响着,这时我们才听清里面放的是歌曲,刘欢在扯着嗓子吼叫:“……该出手时就出手呀,风风火火闯九州……”
谁是好汉?谁该出手?
我在心里盘算着,尽管我们先发制人,但形式对我们依然不利。我想不出那个黑娃子是否真的会拿来土枪,也不知道村民的凝聚力到底如何。
就这么僵持着,我一时想不出好的对策,他们也没有援兵来改变局势。只有刘欢的吼叫刺耳地夹在中间,说不出是谁在用这歌声挑衅对方,但在这时候却充满了嘲讽的味道。支书儿子高举的板斧像一个道具,在我们几米远的地方,砍也不是,放也不是,紧绷着神经的战备状态让他并不轻松。蓁子趁这机会,给他和那柄饱含杀机的斧头嘁里喀嚓连拍了几张照片。
门外忽然一阵骚动,我的心也随之高悬起来,未及有所反应,门口已经冲进来一个人,身体遮住了屋里的亮光。
是若智。他对眼前的局面扫过一眼后,立时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若智抬起一脚,猛踹在支书儿子的后心,对方闷哼一声,扑地倒下,板斧也扔在一边。
变化突如其来,我抵着支书的刀子也不由松了一下。
支书儿子虽然倒下,口里却骂个不停,若智上前一步拣起板斧提在手里,转身一脚踢去,那小子向后一滚,躲开了。从小在兰州的街上打架长大的若智那受得了这样的谩骂,双手抡圆了板斧朝他的头砸去。
只听“喀嚓”一声,斧背砸在了紧挨着支书儿子头部的一个小凳子上,头没伤着,凳子却被砸得四分五裂。
在场的人无不失色,看那小子,已经湿了裤子,瑟瑟发抖着不敢再骂,也不敢爬起来。若智意犹未尽,指着他大骂:“去你妈的屄!敢绑架我们的人?敢给我们提斧头?你狗日的真是不想活了!”
我放开支书,喊若智让他住了口。
若智看着我们几个说:“你们都没事吧?”我说没事,他说没事就好,如果有什么事我非血洗了这个地方不可。
南子非也放开了支书,任他去扶起已经吓傻的儿子坐好,让旁边的一个小孩到里间关了喇叭。
门里又进来一个女人,让我大为诧异的竟然是江玲,那个缠着我们做采访的女人。但转念之间我就明白若智肯定和她有了一手,不然怎么会同时出现在这个地方。
她冲着我一笑说:“主任,我们也来了。”
我向她点点头说:“来了就好。”
支书一直在听着我们的话,脸色也慢慢地变了。
我拿出手机,给县委办公室打了过去:“县委吗?我是甘肃·报社记者,请让你们书记接电话。”
对方大概是县委办的主任,听我自报家门,连忙说书记们正在召开常委会,问我有什么事。我把南子非因采访被关和报案未被受理的事说了一遍,他说一个小时前就有金城商报的两位记者来县委了解过这事,书记已经知道,并责成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陪同,和公安局的人下来了解情况了。
见他如此说,我大松了一口气,在我们还没进村时,商报随后跟来的记者就已经到了县城,他们给我打电话说先去找县委。我知道以商报在西北的影响,县委的官僚们也不敢怠慢。按照不成文的规矩,省报的记者下县,都是书记县长要亲自接待的,在对待“喉舌”上,地方官员显得尤为势利,报社级别越高,在他们这里受到的礼遇也就越高,而我此前供职的报社和现在手拿的记者证恰恰是省内排第一的媒体,出于对他们自身形象的考虑,也不敢对我们太过忽略。
我们与村支书和地方官员,说白了就是相互克制的关系,而让当官的忌惮记者,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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