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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忏悔
巴金先生与世长辞了。
巴金先生一生共分三个阶段:五四时期的《家》,80年代的《随想录》,后期倡议建立现代文学馆。
巴金留下的精神遗产: 羞耻感,提倡讲真话,忏悔精神。这三者说来容易做起来困难。70年代末巴金就开始了写作《随想录》,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项大工程,从1978年12月到1986年7月,耗费了整整七年的时间,终以煌煌五卷四十多万字的巨著,奉献给人们一部这个时代“说真话”的大书。它渗透了老人晚年的真实思想与感情,写出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近四十年来心路历程的伟大“忏悔录”:“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象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写,我决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随想录》的每一篇,每一章,几乎都流淌着巴金灵与肉的血。他无情地拷问,责问自己,揭开自己身上最痛苦的伤疤。就连自己的作品,巴老也没有放过,他曾表示,“重读过去的文章,我绝不能宽恕自己。”
徐友渔先生在《继承巴金和超越巴金》一文中认为:
巴金是一个善良、真诚的普通人,而不是思想巨匠。
他在晚年提倡说真话,除了对自己的一些经历表示忏悔,并没有为揭示历史真相作出多大贡献。要做到这一点,除了道德勇气,还需要思想的勇气和能力。巴金是少有的提倡反思和批判文革的人,他对于文革中自己和亲人惨遭迫害有痛切的感受与言说,但由于与社会生活脱节,他除了反复提醒过去的悲剧之外,完全无力揭示、甚至无力探讨悲剧的根源,只能泛泛地说“文革使人性变成兽性”、“那时没有人性,变成了兽性”之类的话。
巴金基本上局限于只用道德眼光看问题,他晚年的忏悔是托尔斯泰式的,他体现的是托尔斯泰小说《复活》中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道德自我完善”,他无力追问如何使制度完善。巴金的忏悔是真诚的,但缺乏历史的维度,巴金留给我们的,大体上是迷茫、疑惑和问号,而非有价值的内容或思想线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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