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琉璃厂(部分)（小说，非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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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旧 书
   古旧书业是琉璃厂的主要产业，甚而琉璃厂就是因书而起，没有古旧书这一行，也就没有琉璃厂。不过琉璃厂的古旧书业还有个发展变化过程。在200年前清乾隆及其以后，是江西书商在琉璃厂占绝对优势，甚至他们把持了在东琉璃厂火神庙旁边的书商供奉的文昌帝君庙，不许人少势弱的北方书商入内参加例行书业的祭祀活动。到晚清，琉璃厂旧书业的形势发生了逆转，江西书商逐渐衰落，河北书商迅速崛起，而居于旧书业的主流地位，原因是河北书商的经营不偏重于科举的闱墨，而更重于学术研究需要的书籍。20世纪30年代旧书业的最兴盛时，琉璃厂的旧书铺竟超过了200家。在此不可能一一记述，只能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店铺、人物和事件简述之，小中见大，略窥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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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琉璃厂》 第一部分
琉璃厂旧书业领军者(2)

   短短一二十年，来薰阁在陈济川主持下，在名闻遐迩的20世纪中期琉璃厂古旧书业中名列前茅，年营业额达10万元。
   重义轻财 ?摇陈济川与名人学者的交往

   笔者很小时就认识这位陈济川叔叔。他个子高，头大，人爽朗，大嗓门，爱说爱笑，因而得了个外号“陈大头”。来薰阁与先父当经理的会文堂新记书局是相隔不远的斜对门。陈比先父小5岁，先父本着睦邻精神，也有意与这位陈叔叔交往。他去过我们家，吃过饭也打过牌，父亲就直呼他的绰号“大头”，他也笑容满面。虽然他们新旧书业不同行，也没有什么业务来往，但他们还是很好的朋友。

   表面上看，陈济川一天大大咧咧、忙忙叨叨、风风火火，见了人，不管是谁，总要打招呼，但说不了几句又忙着走了，都以为他是个粗线条的人。其实他心里很细，是非分明，好多事情，他不言不语安排得熨熨帖帖，做得有情有理。

   陈济川在1928到1930年不到30岁的期间，曾应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长泽规矩也等人的邀请，四次东渡日本访问，在东京、京都、大阪、神户、九州、福冈等地展销并收购中国古籍，并结识了日本一些专营中国古旧书的书店、书商，访问了不少学者、藏书家、图书馆。经过多次出国展销，来薰阁在国内外的名声大振。而在琉璃厂相对比较保守的旧书界中，他是个别而勇敢的。

   但这种文化友谊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不能不暂时中断。而他则尽己所能支持帮助被日本人迫害的文化界朋友。“七七事变”前，他由魏建功先生介绍，在来薰阁书店中接待了朝鲜学者金九经先生，负责其食宿。抗战爆发后，有抗日言行又发表过大量爱国抗日作品的郑振铎先生，在上海沦陷区遭到日本侵略者的通缉搜捕，处境十分危险。陈济川毅然决定让郑先生隐藏在来薰阁上海分店的库房内很长时间。郑先生并以来薰阁为聚会点，与徐森玉、王伯祥等进步文化人士经常碰面。郑先生专门研究中国民族传统俗文化，对包括戏曲、小说、弹词、宝卷，尤其对有插图的书刊，有着强烈的兴趣爱好。陈在收购书籍时积极予以配合。郑最爱逛的书店就是来薰阁，不管在上海还是北京，几乎日日必到，每来必有所得。1942年来薰阁上海分店收进一部《太音大全集》，两册，明正德、嘉靖年间刻本，附有精美插图百余幅，还有历代名家题跋。郑闻讯大喜，奈何囊中萧索，力不从心。他在《劫中得书记》中说，凡遇好书，“力所不及，则节衣缩食以赴之，或举债以偿之，或售去他书以易之”。在来薰阁的耐心留存下，此书终被郑先生购去。建国后，该书被收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第五函中。

   陈济川与北京大学已故著名教授魏建功的友谊更是深厚无比。抗战前，魏曾留学朝鲜，他与夫人王碧书的信件往来，都由来薰阁收转。抗战胜利后，魏先生一度曾受聘担任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从重庆起程赴台湾，带领教授台静农、何子祥、张宜忱等和学生共40多人，路过上海，以来薰阁上海分店为中转站。魏夫人率子女从重庆去台湾，路过上海时正逢中秋佳节，却苦于经济拮据，困在那里。来薰阁分店及时送去白面、猪肉和钱，真是雪中送炭，魏夫人十分感动。建国前后，魏建功先生经常介绍好多学界朋友到来薰阁选购图书；他编辑的《钱玄同遗墨》、《中华新韵》等书也由来薰阁上海分店出版发行。1980年魏先生临终前，对子女言：“你们以后不能忘了来薰阁书店的朋友和陈杭一家，他们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们很大帮助。”

   陈济川是书店老板。经营店铺，利润是第一位的。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有时还要牺牲一点财帛，以全义气。在日伪侵占北京期间，诸事险恶，买卖不好做，琉璃厂的旧书、古玩、新书、南纸等行业，大多生意不如过去，来薰阁也不例外。陈济川是个乐天派，整天还是那么嘻嘻哈哈的，四处张罗，大家以为他的来薰阁底子厚，还顶的住，这话也不假。但相对说，在旧书商中，他的民族正义感是较强的，在暗地里悄悄地做了一些对抗日有利的事。他除了在上海想方设法帮助掩护进步的文艺人士外，还通过谢国桢教授的关系，把一批敌伪禁运的图书偷偷运送到解放区。虽然数量不算大，但等于渴中送水，一定程度缓解了解放区缺乏图书的困难。抗战时大批教育单位、学者教授文化人奔往大后方，也是十分缺乏必要的书籍资料。这些东西在北京有，敌人控制很严，沦陷区与大后方间通邮十分困难，一封信要辗转绕好几个地方，几个月才能收到。已撤退到四川的专门研究考古的著名甲骨文专家胡厚宣教授，更是缺乏研究资料，写信给陈，请他帮助购书。陈济川就把《双剑誃殷与骈枝》、《双剑誃古器物图录》等重要考古书刊，拆散后，单页装入信封，分多次陆续寄给身在大后方的胡教授。胡先生收到辗转几地、被污得油渍麻花的北京来信，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用“久旱逢甘霖”一语形容当为贴切。抗战胜利后，胡教授回到北平，安顿好后，立即奔赴琉璃厂来薰阁，面向陈济川致谢，并付书款邮费。陈笑而拒收，说，这是我们分内之事，何谈区区之钱。他后来还为胡厚宣先生等考古学家出版了《战后平津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等多种印数很少的学术资料专著。胡先生说：“来薰阁书店陈济川先生的这种深情厚谊，我非常感激，终身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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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琉璃厂》 第一部分
投身社会主义改造

   投身社会主义改造，晚景却凄凉
   陈济川在旧书业中的威望高，一贯积极、助人为乐，在1950年初成立的北京市图书出版发行业公会时，他被选为主任委员，还参加了民主建国会。后来他在旧书业还发展了一些民建会员，这些人在各方面都积极带头。他还在1950年被选为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的代表，之后又被选为前门区人民代表。

   1950年底北京筹组第一家公私合营的出版社——新大众出版社，成立资金旧人民币两亿元（折合今两万元，当时是巨款，若按实值今天恐在几百倍左右），由北京市新闻出版处出资6000万元，工人出版社出资4000万元，来薰阁出资2000万元，宝文堂书店出资2000万元，另由陈济川负责向其他40家书店集资4000万元。该社组成七人社委会，由《工人日报》总编辑王春，工人出版社秘书长张诚、负责人苗培时，北京市新闻出版处处长周游、副处长宋匡五，来薰阁经理陈杭，宝文堂书店副经理刘玉铮组成。王春任主任，苗培时任总编辑，陈杭任经理。社址设在杨梅竹斜街世界书局东隔壁，一座两层楼，今天遗址痕迹还有。该社出版有革命内容、大众化的通俗读物，出版的第一本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阴阳合历全书》即新黄历，印数竟达120万册；还编辑出版了杂志《说说唱唱》，即今日《北京文学》前身。这个出版社出版了不少新内容新形式又通俗大众化的好书，很受欢迎；还吸收了一些著名文人，包括后来的大作家汪曾祺在内，担任编辑。新大众出版社在建国初期开拓建设北京新文化上贡献卓著。后来不知怎么回事，这个出版社没有几年就给拆散了，像宝文堂这个名号就无偿地归了1956年成立的中国戏剧出版社使用至今；《说说唱唱》划归新成立的北京市文联，更名《北京文艺》。

   新大众出版社无疾而终，陈济川还是在琉璃厂经营他的来薰阁，兼管图书出版业公会的工作。

   1956年的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陈济川是举起双手热烈欢迎的。他的来薰阁北京、上海两店公私合营后核资定产，各为5万元，居旧书业之首。他带动了好多旧书业同行积极迎接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他还把1589年刻版的《忠义水浒传》这部珍本古籍捐献给国家，以示态度和决心。

   旧书业的改造，全归并到中国书店，陈济川被任命为北京市中国书店副经理。他努力工作，积极帮助各地建立中国书店，经领导同意，选派有经验有魄力、精通古旧书刊业务的骨干人员，去协助广州、兰州筹建中国书店。

   陈济川的晚年在中国书店愉快地工作着。他终究是私方代表性人员，再努力工作，也还是外人。他躲过去了1957年的“反右”，据说差一点儿就落水，还是有好人拉了他一把，结果旧书业这顶“右派”帽子给了邃雅斋经理、也是旧书界的头面人物董会卿。到1966年的“文革”，那谁也跑不了，何况陈还是拿定息的资本家，身为中国书店副经理，被打成是“混进领导班子中的阶级异己分子”。

   他没能挺过去，1968年含冤而逝，享年才66岁。陈济川平日身体较壮，要不是“文革”摧残，他还能再活一阵子，必然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的古旧书业，作出更多更出色的贡献。

   不过，重修琉璃厂后的新来薰阁，继承了陈济川的老来薰阁的热心为读者顾客服务的优良作风。笔者只要回琉璃厂，必要去他们书店逛逛，感到舒适开心，真是如沐春风，当然每次不空手而归。在店中经常碰到日本、台湾、香港和世界其他各地的寻书购书人。前不久又去那里，顺便询问陈济川的后人在哪里？中国书店不知道，而来薰阁的门店负责人就告诉了我。交书款时，两位日本女士用简单不熟的华语，向我赞扬来薰阁藏书丰富、服务周到。

   陈济川先生若泉下有知，必欣慰而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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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琉璃厂》 第一部分
古 玩 业

   古 玩 业
   金石文玩是琉璃厂的第二大产业。它的起始略晚于旧书业，门店也比旧书业少，在民国前期最兴盛时，曾达到百家左右。经过兴衰更替，到1956年公私合营时，还有40家上下。这里只能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店铺和人物，略述几个故事。

   酸梅汤中滋育出大古玩铺

   说琉璃厂、道酸梅汤，谁全知道指的是有名的老字号信远斋。那信远斋怎么又跟古玩铺连在一起呢？这里面有个故事。

   琉璃厂有许多开设于清朝中叶、后期的古玩铺，开基创业最早最有影响的是清朝道光年的举人祝锡之，在道光二十年后开的博古斋古玩铺。他为琉璃厂的古玩业打下了基础，培养了人才。可是它只存在了60年，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歇业。但人们尊重历史，尊重这个对琉璃厂有突出贡献的老古玩铺及其掌门人祝锡之，在上世纪80年代重修琉璃厂后，把博古斋的匾又挂了出来，在名义上接续了这家老铺中断了80年历史。

   像博古斋这样结束较早，基本上在清末民初、百年内只占了个开头的琉璃厂著名的古玩铺还有不少，对它们也采取这个插叙而不单立题的办法；在近百年内，您怎么也要占上一半，才好说。所以先从信远斋以酸梅汤在清同治元年（1862）带出了一个经营了80年、到1942年才歇业的大古玩铺论古斋、且开设了一个“艺苑画廊”（那可是在荣宝斋前的头一份）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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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琉璃厂》 第一部分
信远斋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信远斋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事情要先说乾隆年开馆修《四库全书》，信远斋的出现，与之有关系。

   为修书，纪晓岚率领着一批清朝的翰林、詹事等“高级知识分子”，苦干了10年。琉璃厂是他们常去必去的地方，书的源头在那里。在琉璃厂寻书、阅书、查书，虽有旧书铺可以落脚，依然很辛苦，尤其夏天热，书铺有茶，还是想喝点凉的。这时有个衡水人姓萧的，在琉璃厂摆摊卖茶水，伺候过往行人。琉璃厂的旧书、古玩行中衡水人很多，已有衡水帮之称。一位翰林见这个茶水萧殷勤和气，就给他出主意卖酸梅汤，还给他淘换到宫廷里制作酸梅汤的秘方。茶水萧在琉璃厂租房按秘方制作，让修书的翰、詹们喝，听取他们的意见不断改进。《四库全书》修了10年，他的酸梅汤紧跟着卖，越卖越红火，就有了字号：信远斋。之后萧家发达了，宅子就在文明胡同中，包括论古斋古玩铺。笔者与萧家后人“宏”字辈的萧宏选、萧宏远是师大一附小同学，他们家包括那时在胡同口还没歇业的论古斋，我都去过，是去玩，好几个院子都是萧家的，房子很讲究。

   再说乾隆年萧老汉制售酸梅汤，卖出了字号和名气，信远斋的牌子在文明胡同对过的两间门面上挂了出来。后来信远斋的匾，是清末名士、宣统帝师朱益藩题的。达官墨客只在夏天才能喝到酸梅汤，还不满足，最好一年四季都能尝到宫廷风味。他们把宫里制作果脯、蜜饯、冰糖葫芦、温朴（带汤的蜜饯红果）、秋梨膏等秘方，陆续搜罗给信远斋，让其制作，他们尝鲜。信远斋就在琉璃厂红火了起来，也传了下去，发了财。

   到了道光年间，发了财的萧家，也想改变门庭。当家的萧老头（也许是第二代了），把儿子萧秉彝接来北京读书，盼子成龙，能考上举人中进士。但萧秉彝的八股文作不好，乡试未中，没举人资格，进士当然也就吹了。他终日吟诗作画倒也消闲自在，没事时到信远斋柜上，遇到了不少文人名士。他们大多对字画有很深的修养，这时萧秉彝更来劲了，反正他家有钱，就买了不少字画，在自己屋里堆放、悬挂。越来瘾越大，就和他父亲商量想开一家字画店，请到信远斋喝酸梅汤吃蜜饯的名人们过来欣赏。老父亲也同意了，开古玩字画铺，在琉璃厂还是正经营生。父子约定：老的精心继续干信远斋，这买卖不能倒；小的好好做你的字画生意，争取干出个名堂来。老萧头就在文明胡同把口、信远斋对面，盘过来一个铺面，还请一位道光朝的刘进士给题了“论古斋藏画处”的匾额，就在同治元年（1862）开张了。

   萧家是靠信远斋发的财，近二百年前就在东琉璃厂文明胡同对面设店，制品绝对保证质量。多少年来，它的冰糖酸梅汤每天只熬两罐，清晨熬，熬好晾着，然后装满两个带盖的大青花瓷罐冰镇着，用木提子提，盛在小瓷碗中，酸甜适口、香味扑鼻、清凉好喝、沁人心脾，一天就卖这两罐，去晚了就没了，当然价钱不低。后来在上世纪中期琉璃厂着了几把大火引起商业布局的变化，信远斋得以西迁在海王村公园对面路南，还是两间门面，比原来要大多了。再后来公私合营，它是名牌老字号，也不知搬到哪里去了，市面上还有信远斋的瓶装酸梅汤，以至酸梅晶，说实话：大不如昔！

   早于荣宝斋的琳琅满目的“艺苑画廊”

   萧秉彝开字画店，他可不是正经的古玩铺学徒出身，而是大爷有钱、“票友下海”。票友并不全是“棒槌”、“丸子”，真有有本事的。像陈彦衡操琴并研究谭鑫培唱腔，溥侗的文武昆乱不挡，包丹庭京昆兼能，刘曾复钻研京剧余叔岩、杨小楼的演唱及京剧脸谱，都深受内行的敬服。因为他们真爱，下的工夫就深。萧秉彝也是这样。他不把赚钱放在第一位，更多是收集好书画，为他的“艺苑画廊”增辉。论古斋真有好东西，再加上有信远斋的主顾们支持，论古斋逐渐成为文人学者逛琉璃厂必去的一景。这要比后来的荣宝斋成为名家书画的集中展览地，要早几十年。

   萧秉彝光绪十六年（1890）逝世。他生前已有周密的安排：长子维邦，字勋臣，学书画鉴定、经营；次子读书习文；三子做信远斋的生意；四子家乡务农；幼子留在身边。论古斋当然由大哥萧勋臣接掌，众无异议。他经营到民国十年（1921）。这30年中，论古斋声名大噪。这也是萧勋臣自小用功，诗书、写字、绘画都有相当的基础，鉴赏字画颇有眼力，在喜爱字画的人们眼中，他是个鉴别古代字画的名家。尤其论古斋“艺苑画廊”展出五代时的南唐画家董源的山水大轴，成为19世纪末的一时之盛。

   那是光绪十五年，萧勋臣领父命远赴广东，历经辛苦收来宋元名家字画数百件，引起京城轰动。其中就有董源的山水大轴。这是广东冯展云收藏众多书画中的10件至宝之一。另一件至宝是元·王蒙高山仙馆图立轴，也到了萧的手。董画绢本，高253厘米，宽163厘米，系双幅拼成，写意，微着色，主峰雄峻，丛林茂密，映带村舍，人物四个，顾盼有神，布景平淡，笔力圆浑，无款，有董其昌行书横题：“魏府收藏董源画天下第一，董其昌鉴定。”还有元顺帝的“宣文阁宝”印鉴，证明此画曾被元朝御府收藏。后此画归清国子监祭酒王莲生，价格不菲。

   萧勋臣粤东之行收获颇丰，论古斋成为琉璃厂收藏古代名人字画最多的大古玩铺。其三弟经营的信远斋也大有发展，声名远扬。当然，萧家也就成了原籍衡水县最大的财主；在琉璃厂也数得着，何况还有名闻于世的论古斋及其“艺术画廊”和信远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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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琉璃厂》 第一部分
盛难持久衰落难免

   盛难持久 衰落难免
   进入民国，萧勋臣年老，论古斋交由其五弟萧云章协助经营。萧云章自小随父学习，颇具修养，又学其兄，深入江南收购明清名人字画，包括明朝的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清朝“四王”、“扬州八怪”的各种佳作，琳琅满目。此时，论古斋在琉璃厂还有相当的影响。琉璃厂后起的尊古斋的“一黄”，铭珍斋、悦古斋、韵古斋的“三韩”迅速发展，其他一些实力雄厚的古玩铺也加入竞争。年老的萧勋臣在1921年病逝，三年后的1924年，年纪不算大的萧云章也随之而去。论古斋有能力有眼力的掌柜的没有了，接任的是萧云章之子萧少云，能力眼力远逊于其大伯和父亲，经验不足，书画鉴别能力较差，不敢做大生意，就靠吃货底维持了。幸而论古斋的货底子很厚，就是坐吃山空，卖一件吃一件，又维持了18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次年1942年，实在难以继续了，只好歇业关门。算来论古斋存在了整80年。

   这家80年的老字号主要鉴定、经营历代字画，瓷、铜、杂项文物都不经营，只有一些文人用的砚、墨、石章。论古斋关张后，一位古玩同行，见到一块黑色石章，就向萧少云提出“匀”给他。萧少云毫不在意地让他拿走了。人家回去细细磨去表面的黑色，竟然是一块质地颜色俱佳的鸡血石章材。

   萧少云主持论古斋18年，他也是掌柜的，有收徒弟的资格。虽然他没有太多的能耐，可他的徒弟李心田，在鉴定张大千、齐白石作品上，比他师父强的多，真可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信远斋作为著名老字号，建国后经过几起几落，还有一定的发展。但是时代在前进，人们的饮食习惯也在变化，在酸梅汤和可乐等新品饮料上，作为这类产品的主要消费者的青年说，他们有自己的选择。何况信远斋的酸梅汤现在是批量生产，就这样，还面临市场无情的竞争，而其质地，又远不如早年手工精心制作、一天只两个青花瓷罐的冰镇酸梅汤，就是有，那价钱会较高，还是没有市场竞争力。这是实行了市场经济和国家发展后的新问题。未来怎么发展还要观察研究。200年了，信远斋居然还有，这就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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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琉璃厂》 第一部分
清朝王爷是东家(1)

   笔彩斋和赏奇斋 清朝王爷是东家
   同治初年，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世袭罔替）之一的郑亲王来到琉璃厂逛古玩铺。见到克勤郡王给德宝斋题的匾额，又听说王公大臣们到论古斋品赏书画的不少，不禁也想摆摆谱，对他的总管说：“咱们也在这块地儿开个古玩铺，把咱们府里的好画儿拿出来，让大伙儿开开眼！”王爷传谕，总管焉敢不办。但是清朝有规定：官府和有爵位的、官员不能经商。那就让王爷出本钱，王府总管当挂名东家。这位太监拿着王爷的九千两银子（那时东家开古玩铺，投资大多是九千两银子，可能取其九为长久之意），找到古玩商袁以德承办。袁是河北冀县人，琉璃厂的旧书、古玩商中，冀县人不少。铺名，王爷给起了个笔彩斋，意为“丰富多彩的笔墨丹青”，比论古斋的“艺苑画廊”要醒目。王府总管请郑亲王题匾，王爷自知论字，比克勤郡王差多了，怕出丑，就点名让咸丰进士、大书法家王维珍题写。这块匾也是琉璃厂的名匾之一。

   同治四年（1866），笔彩斋在西琉璃厂路北开张了。袁以德经营了近30年，交弟子陈东甫接任。又过了七八年，陈再交给他的徒弟武琴轩经营。又30年，到“九一八”前后，这个王爷亮家当玩的古玩铺就关张了，大概存在了60多年。

   笔彩斋是王爷的买卖，货瓷实，有好东西，赚不赚钱不大在乎。随着清王朝的衰亡，这些王公贵族也逐渐日薄西山，买卖也难存在了。不过它还是干了两件好事：一是货底厚，有好东西，伙友、徒弟见得多，便于培养人才，笔彩斋形成一个实力雄厚的门系；二是把王府里的珍品，不时在铺子里亮一亮，饱了内行和收藏者的眼福。

   笔彩斋下的门人众多，头一位有影响的是民国初年，以“三韩一黄”名贯琉璃厂的大古玩商之一、铭珍斋的掌柜韩敬斋。他是山西武邑人，韩敬斋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33岁时，在西琉璃厂离笔彩斋不远的地方开设了铭珍斋古玩铺。古玩同业和收藏家对韩敬斋看字画和鉴别宋明瓷器的眼力非常佩服，他是名扬京、沪、粤的古玩商。他的铭珍斋古玩铺在琉璃厂也算一个大铺子。到民国后，他已是琉璃厂的古玩巨商之一，家资富饶，从巨富周家大院买下了西琉璃厂83号五层院子的宅子，地跨琉璃厂和安平里两条街。房子非常讲究，磨砖对缝、雕梁画栋、穿廊游廊。建国后这座院子的前半部被荣宝斋买去，作为贵宾接待院，因而得到保存，现成为琉璃厂诸多被毁的上等四合院中的唯一保护完好者，不过是半个；后面几个院子还是毁了。韩敬斋先生在他同辈的古玩商中，去世比较早，他的铭珍斋因而也受到影响而逐渐衰落。他生前，在琉璃厂的古玩同行中受到尊敬，鉴定分析古瓷和字画方面，韩敬斋先生常受到邀请，他的意见有一定的权威性。他的弟子徐震伯，继承师父的衣钵，鉴定字画和瓷器很有独到之处。大古玩商岳彬也敬为座上宾。

   韩敬斋门下的弟子众多，据有关记载有10人，除徐震（振）伯外，还有林永芝、韩宛兰、韩德茂、赵存善、耿宝善（今故宫古瓷鉴定大家耿宝昌的长兄）、赵书田和刘、郭（失其名）等人。今仅关门弟子呼宗璋还在，已年近九旬、行动不便。我们邻居多年，他与萃珍斋合租了原黄伯川的尊古斋的房子，萃珍斋占用西琉璃厂81号的门脸和小院；后面的8间二层楼归呼宗璋。他也是遵乃师之路，经营瓷器字画，一个人做。他的楼下有如家居，八仙桌太师椅、硬木书桌；楼上中间两间摆满各种瓷器，接待来客。建国后，呼先生继续经营，他与李济琛等名人交往多，旧书、古玩、字画的主要顾客多是有钱的上层人物。

   呼宗璋闲时用于写字、绘画和篆刻。记得20世纪50年代他曾仿齐白石的《虾》，作画酷肖，题诗令人喷饭。我至今仍能记诵：“画虾圣手属白石，白石画虾是为钱；我画游虾不为钱，悬在堂中且止馋。”他还送给我一方他亲手刻的“金兆”二字的象牙篆字图章，那时我已用此名开始发表文章了。几年前，他住万源夹道时，我专程去看他，还约了几位熟人一起聚会，说起五六十年前的往事，特别我背诵了呼先生那首诗，众皆拊掌大笑。他和他的师兄弟都算笔彩斋的再传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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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琉璃厂》 第一部分
清朝王爷是东家(2)

   笔彩斋的门人苏剔夫，1919年在琉璃厂开贞古斋，有本事，看字画的眼力好。其子苏庚春现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在广州工作。另一门人杜华亭1923年开虹光阁，是宝古斋经理、北京古玩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邱震生的师父。邱震生算是第四代笔彩斋门人。
   笔彩斋经营过《五代卫贤盘车图》和《王蒙丹山瀛海图》，曾煊赫一时。前者是郑王府所藏精品，长200厘米、高60厘米的巨作，有历代名家题跋，光绪十五年前后却见画上有光禄寺卿倪小舫的题和跋。后者是笔彩斋在光绪十六年春节前收进的。王蒙乃元末明初人，因受朱洪武整治冤杀胡惟庸案连累，死于狱中。有人评论王蒙：“善诗文、书法，工人物，尤擅山水，得外祖赵孟 法，更参酌唐宋诸家，以董源、巨然为宗，而能变古，自立门户。”他对明清的山水画影响很大。张大千曾临摹过王蒙的山水画，受益良多。此画后来以250两银子归国子监祭酒王莲生。

   笔彩斋经营三代六十多年，培养了那么多的门人，必有大量好东西进出，惜无记载与口传，难道其详。

   另一家王爷做东家的古玩铺是东琉璃厂路北的赏奇斋，开设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后，仅存四十多年，日本投降前后停业。它的出资者是清末摄政王、溥仪之父载沣。

   琉璃厂东南园有个没门脸没字号、夹着包袱，去古玩铺搂货再跑宅门做买卖的顺义人张楼村。人们管这种做旧书、古玩生意的叫“包袱斋”，不无揶揄之意。这天他走到什刹海后海北岸，对面来了开路顶马，八抬大轿，前呼后拥，鸣锣开道。他不知道身后就是醇亲王府，一时躲避不及，赶紧面墙而立。王爷是回府，下轿后，一眼看到老老实实面壁而立的张楼村，就问他是干什么的？仆役立时挥鞭子要打，被王爷拦住；知道这人是串府卖古玩的，就让把他带进王府。张被吓得浑身哆嗦。

   王爷要看看他包袱里的古玩。一看是些小件熟坑的青铜器。就说：“这些破铜烂铁算什么古玩。来人呐，把我收藏的金胎、银胎的珐琅彩盘碗拿两件来，让他开开眼。”张楼村可真开眼了，哪儿见过这样的好货呀。王爷说：“这是康熙年洋人进贡的，你们怎能看得到。”张楼村赶紧顺竿爬：“王爷您把奇珍异宝让老百姓饱饱眼福，功德无量！”醇亲王听了也有些动心：“你把这盘子拿到琉璃厂去，让你的同行们也开开眼。”“小人不敢，这样的宝贝我没地方搁。我是提溜包袱做古玩生意的。”王爷见这人老实，同情心大起：“琉璃厂还没你的地盘儿？我出钱开个古玩铺，你当掌柜的，拿我的东西让老百姓去开眼，赶明儿我逛琉璃厂时，也有个歇脚的地界儿。”

   醇亲王一言九鼎，但按清律，他也是不能出面当东家开铺子的，只能由总管代理，账房支领银子九千两开古玩铺。目的是拿出奇珍异宝给老百姓看，那字号就叫“赏奇斋”吧，找当时的巡警部尚书、后当了民国大总统、一手好书法的徐世昌给题了匾。

   赏奇斋门脸不大，只一间半，有后院，南北房各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很精致的一个小四合院。有客人北上房坐，累了，东西厢房可以躺着休息。货品是青铜器、石器、古玉、瓦器，不卖零七八碎的古玩字画。还有仅供观赏的名贵官窑瓷器、金胎和银胎的珐琅彩盘碗，这都是醇王府的珍藏品，不卖的。可是到了民国多少年后，这些东西也从赏奇斋逐渐出手了。

   张楼村是个老实人，平白跟醇亲王搭上了关系，捞了个王爷开的古玩铺掌柜的当，这是福气。可他又没福消受，宣统二年（1910）他就故世了，掌柜的当了没十年。接他的是冀县人程启元。这位是个虽爱出头露面，却助人为乐的好人。哪个同行碰上点麻烦，他交情广，三言五语就给你化解了，也不用谢。赏奇斋赚了钱，王府不要，程也不交账，把钱会同龙泉寺住持道兴大和尚创办了孤儿院，收养了三四十个孤儿；到冬天，还开粥厂舍粥。程启元很做了一些救济穷人的事，在琉璃厂得了个“程善人”的美名。至于买卖，醇亲王府那时很富足厚实，不把它当回事，做善事是积德，连王爷还不时捐款呢！

天才鹦鹉

《百年琉璃厂》 第一部分
清朝王爷是东家(3)

   程启元当了十一二年掌柜的，又过世了，赏奇斋由程的徒弟杨润斋接手。
   杨润斋沉默寡言，工于心计，有一对鉴定文物的好眼睛，是个有本事、派头足、脾气大的人。做生意独来独往，很是秘密，买卖的事，柜上的人都不清楚。他在同行中只与大古玩商和大收藏家来往，对琉璃厂的一般同行，他扬扬不理，与他师父的为人和作风截然不同。这样琉璃厂的同行逐渐与赏奇斋疏远了。

   醇王府开赏奇斋本不为赚钱。1924年溥仪被驱逐出宫，暂住北府即什刹海后海北岸的醇亲王府。按清朝定例，出了皇上的王府是“潜龙邸”，家属不能再住，要另建新王府，原府升为庙宇。今日雍和宫的前身是出了雍正、乾隆两个皇帝的雍亲王府，是为典例。老醇亲王府在宣武门内偏西的太平湖（今中央音乐学院），出了光绪后，就在什刹海后海北岸的一个旧府（有说是昔日的明珠府）的基础上，另建了一个醇王府。30年后，这府里又出了宣统，其父当了摄政王，原王府还是不能再用，要在西苑即中南海里再盖一个新王府，据说已动了工。辛亥革命一起，清王朝倒台，一切都拉倒，载沣还得在老府里住着，当小朝廷的王爷。1924年冯玉祥发动了“首都革命”，突然皇上儿子溥仪让冯的军队给轰出宫回家来了。溥仪先从医院中跑到日本使馆，继之又跑到天津住进张园，跟日本人拉拉扯扯。载沣本不赞成和日本人太密切，虽是父亲，却拦不住儿子皇上，哪还有精力过问那个小古玩铺赏奇斋？

   杨润斋也利用这个空隙，把原本做观赏用的醇王府的珍品，陆续变卖。像那个金胎珐琅彩盘，是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精品，杨通过收藏家桂玉汀，在太平洋战争刚爆发时，以15两黄金卖给了日本古玩商高田。载沣很不赞成儿子溥仪投靠日本人，去当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坚决不肯出关去东北依附溥仪，而困守在北京的府中，坐吃山空，经济日见窘迫。宁肯当卖为生，也不肯附逆，这是清朝王爷的一种民族气节。北京解放后，周恩来总理还去看望了已卖掉王府住在普通民宅中的昔日醇亲王。

   后来，杨润斋又把十具银胎珐琅彩的“官僚雅集杯”也卖给了日本人高田。虽然这里面可能不全是真品，有仿的。但东家坚决不与日本人来往，宁败家也不当汉奸；他开的古玩铺的掌柜的却把他珍藏的文物珍品，卖给日本人。高尚与卑微对比多么鲜明。

   1943年，赏奇斋倒闭了，杨润斋也不见了，这个醇亲王爷开的古玩铺是否让人算计了而被席卷一空，也未可知。因为杨润斋一向独来独往，对任何人也不敞开心扉，他做了什么，谁也不知道。他一点也没学到他师父的品质为人，再有能耐也让人嗤之以鼻。赏奇斋也因此蒙上了一层谁也不知详情的面纱

吉祥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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