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琉璃厂(部分)（小说，非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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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琉璃厂》 第一部分
学者型的黄家三代古玩商

   学者型的黄家三代古玩商
   1920年以后，在琉璃厂的几十家古玩铺中，论影响，“三韩一黄”要排在前面；论财力以及鉴定眼光，那要说“一黄一岳”。而“岳”各方面都逊于“黄”，尤其在人品方面，这也是公认的。三韩指的是西琉璃厂铭珍斋的韩敬斋，东琉璃厂韵古斋的韩少慈，悦古斋的韩德贤、韩博文父子；一岳是曾经盗卖国宝龙门石刻《帝后礼佛图》、解放后被判刑、死在狱中的岳彬。这“黄”就是尊古斋古玩铺的黄浚黄伯川。

   古玩业在业务上还有专工特长，如有的以夏商周青铜器和碑碣、石刻等金石文玩为主；有的以宋、明、清官窑古瓷为主；有的以字画、碑帖为主，此外还有各种古玩小件。当然经营者不是只工一门，而有兼通。如“三韩”长于古瓷、字画；岳彬是金石、古瓷、字画兼营；只黄家祖孙三代主营金石，而他们又不是一般古玩商从小学徒出身，而是先读书，再半路出家从事古玩业，身上具有一定的学者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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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琉璃厂》 第一部分
举人落榜涉足古玩业

   举人落榜涉足古玩业
   尊古斋开业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比上述三韩的铭珍、韵古、悦古要早几年；当时的创业者是黄伯川的叔叔黄振基兴甫先生。黄家是湖广江夏人。光绪二年丙子，开科会试，举人黄兴甫进京赶考参加会试，却没有中榜，流落京师，只能暂在湖北会馆中栖身，在琉璃厂附近的安澜营开设私塾，教周围的子弟读书习字，谋取衣食。

   他既是举人，经史子集当然有相当修养，更喜爱诗词字画。闲时就踱步到琉璃厂的旧书铺古玩铺串串，有时也跟掌柜的、伙计们聊聊天。古玩商遇到不解的诗文，就便请黄先生给讲讲。遇到青铜器上的铭文，黄先生开始就有些困难，只能从篆字的变形上去猜认，久之，有所积累和提高。他接触的金石文玩多了，无心插柳柳成荫，近20年的浸淫，积累了相当的修养，不仅能鉴别真赝，特别在三代青铜器的造型、纹饰、锈色、铭文上有深邃的见解。他用自己积蓄购买了不少古玩收藏，其中青铜器更被他看重，这就奠定了黄家三代以经营“上三代”金石（即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钟鼎及古代碑刻）为主的基础。

   金石学，主要是研究古代铜器和石刻的一门学问，与考古、古文字学都有密切关系。早在南北朝时的梁元帝，独目却好学，过目能成诵，诗、书、画皆有造诣，专门研究著录碑碣石刻的作品有120卷之多，可称我国金石著录之始。到唐宋，金石学又有发展，宋徽宗赵佶著《宣和博古图》，是金石学名著；还有与他先后同时的赵明诚的《金石录》和吕大临的《考古图》，可视为金石学之开端。金石学历来是文人学士的考古、考证的学问，凭借的是古书和出土的三代青铜器、各种碑碣等。自唐以后，各代在研究金石学的同时，一些能工巧匠仿制上三代的青铜器也获得很大成就，出现了很多足可乱真、具有极高艺术和历史价值的作品，其中宋徽宗既是出色的研究者也是仿制的积极推行者。到清道光末年陕西出土了“毛公鼎”，以及在此前乾隆时出土的“散氏盘”、嘉庆时出土的“齐侯罍”，三件国宝的出世，推动了清代后期金石学的研究发展和金石文玩业的兴起繁荣。黄兴甫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投入金石研究和经营的。他在光绪二十三年于西琉璃厂81号开设了尊古斋古玩铺，以经营“上三代”的金石文玩为主。这位举人成了古玩铺的掌柜的。

   举人成为古玩商并不始自于他。在清道光末年开业的琉璃厂博古斋古玩铺，老掌柜祝锡之就是个举人，参加过道光年间的会试，也因落榜而转事古玩业。他精通书画、铜器、古玉、法帖、碑碣的鉴定，且能书善画，自立字号博古斋，以“博古”二字表示自己对古代文物通晓，确实经营过各种有很大历史意义的古玩文物。祝锡之为古玩业树立了在豪门巨宦前不谄媚、不低声下气，坚持平等相处，以“年兄”称之，送贵客只至门口，不跨出门槛，维护了从业者的尊严的良好风气。博古斋在光绪二十六年歇业，存在了50多年，是为琉璃厂古玩业的先驱，培养了大批出色的金石文玩、瓷器字画的鉴定人才。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再建琉璃厂，中断80年的博古斋的匾牌又挂了出来，这是怀古敬古，而不是真的延续。

   黄兴甫开设了尊古斋，因为正赶上金石文玩研究大兴起的风头，买卖做得很好。而黄本身的举人衔，使他有机会在开业前后，就与当时的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的朝廷显宦，咸丰朝状元、光绪帝师翁同龢，咸丰朝进士、后任尚书、军机大臣潘祖荫，湖南巡抚、清末金石风的倡导者吴大澂，侍郎盛伯羲，国子监祭酒王莲生等交往；为研究金石学不惜放下旗人贵族架子，认真与有真才实学的古玩商交往，潜心学习研究，有金石著作存世，后任清朝湖广、四川总督的端方端午桥，清学部侍郎、著名收藏家宝熙等，都同黄兴甫非常熟悉。这些人既是他的客户，又是一起探讨学问的朋友。

   黄兴甫经营尊古斋13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基础。清宣统二年（1910），他将尊古斋交给他的侄子黄浚掌管经营，自己安居养老。民国六年（1917）黄兴甫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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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琉璃厂》 第二部分
外语人才成金石文玩专家(1)

   杰出的外语人才却成金石文玩专家
   尊古斋开张不久，黄兴甫就把他一手抚养成人的侄子黄浚接来北京，送他进入“同文馆”学外语，以实现他的内心中赞成维新的想法。

   黄浚，字伯川，生于清光绪六年（1880），父早亡，幼在家乡江夏读四书五经，17岁来到北京。奉叔父命进入同文馆学习德文8年，同时兼学英文、法文。同文馆开办于清同治元年（1862），是恭亲王推行洋务运动专门建立的培养外语、外交人才的一所学馆，由曾国藩的儿子、近代外交家曾纪泽倡议设立的。本来只招收旗人少年入学。但旗人子弟自在惯了，不愿吃学外语之苦。这个学馆的条件很好，除主管官员外，所有外语教习，聘请的都是原语种的外国人。学生待遇也很好：每人每月有3两银子零用，相当一个旗丁的月钱粮。入学一二年后若成绩好，则每月增至6两，再过一期可到8两，最后可加到12两，最高可到15两，这在当时已是相当不小的数目了。那时一个翰林给中堂、尚书家教读，束修也就是8两。在同文馆享受到8两银子待遇等于是助教，在自己学习的同时，还要辅导新来者学习，15两就是副教习了。同文馆的学生除了不管衣服外，其他全管。吃饭是六人一桌，6两银子的标准，这个数字可以吃上等的燕翅席。那时的贪污中饱不可免，仍然是四大盘、六大碗，夏天一个海味大海碗，还有果藕荷叶粥等；冬天大海碗改火锅，什锦、白肉、羊肉和腰片、鱼片、肝片、鸡蛋、冻豆腐及各种作料任选，不够可以再添，绝不比北京前门外有名的正阳楼饭庄的什锦火锅差。难怪外国教习说，同文馆的学生待遇是世界上最好的。出路也相当好，三年一大考，最后成绩最优者可以保举为部（总理各国事物衙门，即外交部）司务，再三年若考得仍优，则可保举为主事，六品官，这是进士们一般才得授的职位。即使如此，一些旗人子弟还是不愿去。光绪二年（1876）后，则满汉学生都收。同文馆分前后馆，前馆是学生所工外语主课，后馆是辅课，包括兼修的其他外语和汉文补课。学生的汉文要有相当基础，否则必须入后馆补课。学生的出路大部分是做官，主要目标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做外交官、通译，以至各种官员，从晚清到民国，同文馆的学生遍布京师各个衙门。

   也有个别不愿做官而改事他业的，代表性人物一个是齐如山。他对京剧有着深刻的研究，并在各方面支持培养了梅兰芳，功绩极大，同时还经营北京有名的大和恒粮店；他1894年20岁入同文馆，主修德文，曾去德国留学。另一个就是黄浚，他1898年左右入同文馆，也是主修德文，兼学英、法语，苦读八年，毕业后，也放弃了做官之路，而对他叔父从事的古玩业、尤其是金石学的研究，产生了浓郁兴趣。他本来被选派到德国留学，就在即将成行前，发生了“庚子之乱”，留学告吹。之后他先在一家德国洋行当翻译，几年后就接掌了尊古斋。他所以如此，还与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正在同文馆学习外语的学生被强迫充任外国军队的翻译，眼看着他们欺负自己的同胞、抢掠琉璃厂，中国官员又低三下四，自己不能置一言有关，故放弃为官从政之路，而情愿当一个古玩商。

   从1910年到1930年这20年中，尊古斋在黄浚手中又有了巨大发展，成为琉璃厂举足轻重的古玩铺，黄浚黄伯川在同行中声誉鹊起。人们称赞他的首先是学问和眼力，聪颖超人，胆大心细，办事果断。因为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书读得多，见的东西也广，琉璃厂的古玩商公认“论吃金石的古董商，黄伯川算是出类拔萃的了”。“眼下古玩行里识金文（青铜器上的铭文）最多的，要数黄伯川，再就是他的徒弟乔友声了”。

   清末时，考古学家罗振玉常来琉璃厂走书铺串古玩铺，因为他当时官小没名气，没什么人和他打招呼。后来罗靠研究甲骨文起家，成为国内外著名的考古学者。他研究甲骨文有两位得力的帮手，一位是大学者王国维，另一个就是黄伯川。光绪年间，罗振玉常去尊古斋，结识了年轻的黄伯川。二人都有研究金文的兴趣，互相交换各自拓出的青铜器、古陶、古玉等实物的拓片，琢磨金文，共同切磋。1899年河南安阳出土甲骨文字后，黄曾将商代青铜器的铭文和甲骨文做过比较，发现它们很近似，他把这个比较结果跟罗振玉说过。这时，黄伯川可能还在同文馆攻读德文，他的兴趣已转向金石学上，并颇有心得。他接掌尊古斋后，在金石上所下的功夫很快显露出来。

   光绪时的学部侍郎宝熙，对金石文玩有研究，与尊古斋黄兴甫、黄伯川叔侄都是朋友。民国后他成了清朝遗老，既收藏也不时买卖古玩。1921年，清宗室贝子溥伒家境日窘，只得出卖收藏的古玩，又不好意思自己出面，就拜托宝熙把家藏商代古铜山尊拿到琉璃厂去卖。宝熙拿给黄伯川看，索价5000银元。黄鉴定确是上品，一口应承没按惯例还价，说，这口尊我留下，款子明天送过府去。宝熙前脚出门，日本大古董商山中就坐着当时还很稀少的小汽车来了。他开办山中商会已多年，在中国收购珠宝古玩，运回日本再转口英美，从中渔利，为此他每年来中国两次。山中平日的架子很大，可到了琉璃厂，架子不得不放下来，因为这里藏龙卧虎，能人辈出，连状元进古玩铺都拱手称掌柜的“年兄”，这是道光年留下的规矩。就是多少年后，陈伯达来到琉璃厂，进旧书铺、古玩铺也是抱拳尊称“年兄”的，尽管他已是中央大员，仍沿袭此规矩。所以山中进了尊古斋，见了黄伯川很恭敬客气。日本人把罗振玉看成是中国考古的“圣人”，黄为罗所推崇，山中怎能不尊重。二人在太师椅上落座，黄伯川身材魁梧，正当盛年，占满了一个太师椅。山中瘦小枯干，身不满椅脚难着地，但谈吐文雅、透着精明。

   黄把刚收购的古铜山尊请山中鉴赏。山中仔细看过后问：“请问中国的‘尊’是什么意思，怎么解释？”“山中先生，尊乃我国商周时代的酒器，也是祭天地鬼神、宴请宾客的礼器。中国的‘尊’字是从这种礼器引申出来的。凡酌酒者必资于尊，故引申为尊卑之义也。后专用于尊卑释义。而礼器之尊则另制‘樽’和‘鳟’二字以示区别。”“承教。再请问，从字义说，中国的尊字还有什么含义？”“尊字还有敬重、推崇之义。古有名训：‘国之将兴，尊师重教。’贵国也是自明治维新以来，敬重师长、发展教育才得以兴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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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琉璃厂》 第二部分
外语人才成金石文玩专家(2)

   山中点头微笑：“听先生之言，备增见识。愿闻古铜尊造型、花纹之意义。”黄伯川答：“请先生不必客气，鄙人管见，本不足取，屡命献丑，就再陈一二。中国古籍《周礼》记载，商周时代有六尊：献尊、象尊、著尊、壶尊、大尊、山尊。此件尊的造型是上圆侈口，下方四角出戟，有‘天圆地方’之义，乃天子祭天之重器。尊上纹饰似山川，我们称之为山尊。山尊是天子、诸侯祭祀天地山川神祇之礼器。此尊乃皇家收存，皇室之传世珍品，是溥仪赏给某宗室贝子的；现王公贵族生活用项不足，委托我卖掉山尊，换取生活费用。”山中对此尊大感兴趣，又仔细观赏，见尊内有十六字铭文，便问记叙何事？黄答：“山尊我刚到手，铭文尚未来得及拓印，难以作识别考证。俟拓出后，可与先生共同识别探讨。”山中高度评价此山尊，要求黄代为说项，表示愿出两万银元求把此尊匀给他收藏。此尊刚到黄手，5000元价款还未付，没动地方，他就赚了15000块大洋。那时候上三代的青铜器价格很高，尤其涉及外国人的买卖，赚项很大。后来黄伯川发了大财，号称百万之富，从这桩生意可见一二。
   另一件是大观斋学徒出身的、后自开雅文斋古玩铺的经理萧书农，1931年收进了两件铜器，一件是个约35厘米高，喇叭形，腰细，高圈足，腹部和圈足上有棱，口里有四字铭文的酒器——觚。还有一件是约70多厘米高，小口，广肩，深腹，圈足，通身有凸云雷花纹，缺盖的古铜罍。出售者要价150元，而这是售者在东晓市以15元拣的漏，他显然是把这两件铜器按明造黑铜开的价。萧看不是黑铜，而是上三代的青铜器。当场还价120元，成交。一天，英国的古玩商高林士来到雅文斋，对这两件青铜器很有兴趣，为携带方便，以650元买下铜觚。没付款，先拿走货，古玩界讲的是信义，有这个规矩。没过一个星期，高林士又把铜觚退回来了：“萧先生，我虽是英国人，可咱们是同行，你不该蒙我。这是件黑铜器，不是周代的青铜器。”原来是大古玩商岳彬看了此物后，对高咬定是黑铜，明造或清造，绝不是周代的青铜器，上当了。他听了岳彬的话就来退货。二人争得脸红脖子粗，萧书农答应可以退货，但绝不承认蒙人。此事双方都生了真气，事情就传出去了。

   此事被黄伯川得知，主动来找比他年轻十几岁、刚自己支起古玩铺的萧书农：“高林士说你用黑铜当青铜蒙他，被岳彬给看出来了。这个英国人到处说你的坏话，可有这回事？”萧说：“黄大爷（发音‘大’字短促，‘爷’字上挑，为尊称；下垂则为伯父意），您说岳彬这小子多坏，明明是东周青铜觚，他硬说是黑铜，踢我的买卖。请您给我掌掌眼，看看到底是青铜还是黑铜？”黄伯川仔细看了古铜觚和罍，鉴定是东周时代的器物。他欣赏古铜觚上的四字铭文，指着字说：“岳彬能识几个钟鼎文？就连普通汉字，他也认识不多。岳彬不懂青铜与黑铜的区别是什么，把三代和秦汉时的青铜器中出土时间长、变了色的东西，看成宋以后铸的黑铜，错了。考古学家马衡（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戏剧家马彦祥之父）等人研究出，我国古代有石器、铜器、铁器时代。铜器时代是夏、商、西周和春秋，到战国时期我国大部分地区就使用铁器了，历史进入了铁器时代，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岳彬不懂这些，只知赚钱不研究学问，难免不出错。我买铜器专注重铭文和花纹，我卖出去的铜器都留有拓片，以后辑录成书，说明来龙去脉也不愧对子孙。岳彬他只知道发大财，但外国人眼里有他，没有你萧书农。那就让他们吃亏去吧。”

   黄伯川这番话说得萧书农很高兴，向黄说：“您要是看好这件觚，请您留下，我萧书农宁肯少赚钱，也要争这口气！”黄说：“那这件觚，我就给你500元。那个罍你留着。”萧书农虽然少赚了150元，还是获利不小，且得到金石大家黄伯川的肯定支持，比什么都值钱。

   可是，这事还留下一个小插曲，萧书农因为黄伯川只要了觚，没要那个罍，倒使他松懈而又吃了亏，以为这个罍也许自己看打了眼，反正两件120元进的，一件就卖了500，赚了，就把这罍扔在一边不当回事，一放不少年，没卖出去。1945年正月，日本古玩商平野来厂甸，顺便到雅文斋串门，见到在墙角放着的那个铜罍，看出是件好货，淡淡的以它是黑铜的，以150元买下。拿回去用化学方法做了假锈，还没来得及配盖，因为战争形势紧张，急着要回国，就以5000元让给了他的古玩商朋友倪玉书。倪给配了盖子——北京、苏州、陕西都有专门修制配件以至做假锈、假铭文、新铸做旧充古的古铜工匠，手艺高超，足可乱真。作假往往收费很高，千八百大洋不稀奇，因为加工作假后可以卖出高多少倍的高价。所以古玩业作假售假是历来就有。古玩鉴定就在于区别是真的还是古仿、近仿、今仿或作假冒充的。有位京味作家在描写琉璃厂古玩业的电视剧《五月槐花香》播出后，在报刊上发表谈话说：他曾采访过古玩业的老店员，人家说，古玩铺是坐商，不卖假。那老店员这话就是假的。古玩商作假卖假、真中有假的事相当不少，赌的是眼力、智力和心力。作假不仅在青铜器有，瓷器、字画中也不少，描写琉璃厂题材的电视剧中，关于翻砂做假铜尊，埋在尿坑下做假锈，立小窑烧制仿古官窑瓷器、唐三彩混充真的，生活中确实都有，而且有手艺极高的工匠，仿窑能设立在景德镇。岳彬收了一个北魏佛头珍品，尽人皆知。他照此仿制了三个，隔些时间，卖给外国人一个假的，三个陆续出手，真的始终在他手中。至于倪玉书，把这个加工配盖做了假绣倒是真货的青铜罍，在1947年以1万美元卖给了“二战”后财大气粗的美国财团。

   关于鉴定眼力，岳彬的彬记古玩铺的伙友丁兆凯曾这样说：“古玩行里看金石有真本事的，要数黄伯川。我们掌柜的岳彬看货的眼力虽好，可对金文认识不多。要论财力，岳彬不比黄大爷差多少，要说看古玩的路数，他也懂得不少，尤其善于从铜质上看出朝代真假。可是他没远见又缺笔墨，‘学问的没有’，这就比黄伯川差多了。”这种说法有道理。一位在古瓷鉴定上有极高造诣的专家说，鉴定金石文物要比古瓷、字画难，因为要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知识基础，而这，一般古玩商是难以具备的。还有人说：黄伯川听到岳彬盗卖国宝，把龙门石刻《帝后礼佛图》砸碎盗走卖给美国人赚了大钱后，黄伯川闻知后，大骂岳彬是“土匪！”——对此，古玩界也有另一种说法：岳彬确实冒天下之大不韪，偷凿了洛阳龙门石刻《帝后礼佛图》，但公然卖给外国人，他也害怕，何况已砸碎的石刻也难于完全拼出，故售出的是仿制的赝品，已砸碎的真品被他藏在他的炭儿胡同宅子东院（今大栅栏公安派出所）的井里。因院中已盖楼，井已不复存在，不好核实。电视剧《五月槐花香》中的那个蓝掌柜，原型就是岳彬。他向“路大人”出售的那凿碎了又拼接复原的龙门石刻，明确说是蓝掌柜仿制的赝品，而逃脱了“五反”的制裁。而真岳彬是“五反”中获罪，被判无期徒刑、没收全部财产，死在狱中。另外，据岳彬的养女岳凤兰（岳彬无亲生子女）的一个同学说，她小时候去炭儿胡同岳家找岳凤兰玩，见他们院子中铺了一地石头，工匠们拿着一张照片对照着进行雕凿。但这究竟是伪造龙门石刻《帝后礼佛图》还是大同云岗石窟中的北魏佛头？后者确是岳彬先派人到云岗将石佛头拍下照片，然后选石料照样复制的，以3万美元卖给美国石油大王。“七七事变”后，人家发现原石佛像完整地还在原处，知道从岳彬处买来的佛头是假的，就电报抗议，要求退货。岳彬竟然丧心病狂，花钱买通当地军队，把原石佛头炸掉，然后复电：云岗已无这尊石佛，货绝对是真，反而倒打一筢，要求对方赔偿他的名誉损失。美国人也没辙。就不知岳凤兰的同学70年前目睹的事，究竟复制的是哪一件？若复制的是佛头，似乎用不着摊一地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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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琉璃厂》 第二部分
外语人才成金石文玩专家(3)

   尊古斋在琉璃厂经营几十年后，发了大财。可是就在北伐成功后不久，经营了30多年、正值盛期的尊古斋突然歇业不干了，此时黄伯川刚50岁，人又不老，经验火候正值成熟时，何以如此？
   我家与黄家乃世交。询黄伯川孙女、文珍文华两姐，她们对此事也不知其详，因为那时她们只有几岁。这里据一些史料人言，试作解析：

   1928年7月4至11日，国民政府12军军长孙殿英所部，在清东陵以爆炸手段盗挖了乾隆、慈禧的陵墓，掠走无数珍宝，成惊世大案。主要珍宝为孙及高级将领所占有，并向上行贿送礼。下面的军官和士兵，也获得不少珠宝文物。这些赃物总要出手，且售价不高。清陵盗宝案发生后，据说，珠宝玉器店活动最积极，持巨款跑到遵化去收购；琉璃厂的古玩铺按兵不动。可是孙军中也有人到琉璃厂找关系兜售，有几个珠宝古玩铺沾了包，其中有义文斋、怡宝斋、尊古斋。那是孙部一个谭师长，通过他的本家、给黄伯川修理铜器的谭师傅，找到黄，要他帮忙销售盗墓的珍宝赃物。按古玩铺的规矩，上门出售，只看货不问来历，好多古玩是出土的或是太监、仆役及不肖子孙从宫中、府中偷盗出来的，究竟是自然出土还是挖盗而来，以至是家传或是来路不正，都很难辨别，古玩商收购时一般不细问。可是清陵盗宝案刚刚发生，报上已见了消息，又是孙殿英部下来出售，这直接涉及以土匪抢掠手段盗挖清陵国宝之案，即使以赢利为第一的古玩商也不能不持慎重态度。可黄伯川经不住熟人的介绍拉拢，又为可观的利润所迷惑，而参与了收购其事。但确是来路不正的盗抢赃物而予以收购，客观上形成销脏，还是要受到追究的。尊古斋停业后，后来在其原址另开的萃珍斋古玩铺，主营古近代瓷器，经理黄同文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收购了山东的一批瓷器精品——被盗的泰山岱庙所藏供奉祭祀的古瓷五供，并已转手卖出。案发后也受到追究，最后把已售出的瓷器，一件件追回按退货处理，原物交还山东。

   对清东陵盗宝案，南京政府并没处理主犯孙殿英，还给他升了官：安徽省主席。对几个参与收购的珠宝古玩铺的经理，包括黄伯川，都关押入狱。幸而与黄交好的、此时已进军琉璃厂的新书业元老、中华书局经理孙伯衡，利用与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相熟的关系，施以援手，把黄营救出来。最后对参与此事的几家珠宝古玩铺，包括尊古斋，都做了罚款处理。但到底收购了多少和什么赃物，这些赃物最终又到哪里去了，无人知晓。报纸上对尊古斋也点了名。这无疑对平日爱惜羽毛、注重声誉的黄伯川是个极大的丢面子的事，不免心灰意懒，而毅然把正兴盛的尊古斋关张收盘不干了。何况他此时已家资豪富，几代坐着吃也花不完，何必蒙羞再干呢？这流言传的很广。笔者一记事，大概“七七事变”前后，在琉璃厂仍有“黄伯川为什么人称黄百万？他发的是盗墓财”一类传言。这当然有些言过其实。近百年前，青铜器等金石文玩价格要高于古瓷和字画，不像现在这样偏低，形成价格与价值的背反，故而当时经营利润很大。尊古斋已开业30多年，其财产积累绝不是仅靠刚发生的东陵盗宝案的部分赃物所形成的，何况这些赃物必定要追回。在这种无形压力下，黄才会断然采取关张的极端措施。

   再一个原因是，黄伯川先生在经营尊古斋期间，就抽空进行金石方面的研究著述。据孙殿起在《琉璃厂小志》中记载，黄伯川的首部著作《尊古斋古鉥集林》第一集订六册，民国十七年戊辰钤印本，同年还有石印本。著作时间当然在此之前。尊古斋歇业后，黄先生足不出户，潜心研究著述，很快就得有：《衡斋藏印》，不分卷订16册，民国二十四年钤印本。《衡斋金石识小录》两卷，民国二十四年珂罗版印。《衡斋吉金识小录》两卷，民国二十四年珂罗版印。《衡斋藏见古玉图》两卷，民国二十五年珂罗版印。《尊古斋所见吉金图》四卷，民国二十五年珂罗版印。《尊古斋古鉥集林》第二集订六册，民国二十六年尊古斋石印。《尊古斋陶佛留真》两卷，民国二十六年珂罗版印。《古玉图录》初集四卷，民国二十八年珂罗版印。《邺中片羽》初集两卷、二集两卷、三集两卷，民国二十四年至三十一年通古斋珂罗版印。《尊古斋集印》计一至五集，共五十卷，又有第六集十卷，民国年间钤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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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琉璃厂》 第二部分
外语人才成金石文玩专家(4)

   以上著作凡120余卷，皆黄伯川自编自撰自己出资印行，免费送给国内各图书馆、大学和金石研究家收藏、交流。书籍内容为尊古斋经手买卖和他见过的青铜器、铭文、石刻、古印能拓印的拓片图录，并加以评点说明。据说成书体例是仿宋代赵明诚的名著《金石图》。尊古斋是他的字号名，衡斋是他的书房名。琉璃厂的旧书铺、刻字墨盒铺、南纸店过去都出版过书。旧书铺是正差，出书为卖。以刻铜出名的同古堂张樾丞出版过《印存》，这些叫坊刊本。但黄伯川自己出资印了这么多种书，在古玩界和琉璃厂是绝无仅有的，故而赢得广泛的赞誉和敬服，也是对中国文物研究的巨大贡献。只是书的印数很少，送出后家中只有极少余存。一场“文革”，黄家的这些文物性的东西全毁了，包括这些留存的著作、大量的拓片以及随书赠送给各研究单位、大学的相关文物的收据证明，片纸无存损坏殆尽。以至前些年海外学者以高价求索一部黄浚撰的《邺中片羽》，竟遍寻无着。
   尊古斋古玩铺在西琉璃厂81号（东口路北），前面是两间门面，后面有一个小天井，再有北房两间东西房各一间的两层楼，单有东小院，一间南房是厨房，另有后门，在登禄胡同，是黄家自产。隔壁82号是个三间门面、三间进深共九大间的商用房，与后院一个15间的四合院相通，四合院另有门在登禄胡同4号。这也是黄家的产业，1931年租给我父亲主持的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北平分局，我家迁住在后院。也因这层东客关系，先父对黄伯川先生执子侄礼，与其哲嗣、小先父七岁的黄镜涵先生成为以兄弟称的好友。只有登禄胡同把口的西琉璃厂80号、尊古斋的东隔壁，是个一间门脸、只前后两间房的小古玩铺晋雅斋，店主姓康，房子是自产。黄家很有意把这所房子及买卖盘过来，但康家就是不干，几十年也没解决，造成黄家这片产业缺了一个角，而略有遗憾。

   尊古斋歇业后，原房前半部租给萃珍斋古玩铺，今此字号仍在此；后面的楼后来租给铭珍斋韩敬斋的徒弟呼宗璋开设的不带门面的古玩铺，经营瓷器字画。

   我幼年时见过黄伯川爷爷。黄家本住在小沙土园，1937年买了东琉璃厂路北56号极为精美的共有六个院子的磨砖对缝、非常讲究的大四合院。他们搬迁后，先父曾领着我去过他们东琉璃厂的新居，见过黄伯川爷爷一面。那年我三周岁，是独子，很小就有出头露面的机会。只留下这两点印象：一是房子精致，油漆一新，太漂亮了，真像老北京人形容好房子说的：“简直是一块砖抠的”；另一是黄爷爷个子高大，留着胡子，严肃威严，不太像镜涵叔中等身材偏瘦及和蔼爱聊天。黄爷爷抚摩了几下我的脑袋，就让我和他的孙子孙女去玩了。之后再也没见过黄爷爷。直到1951年秋，老先生以72岁高龄谢世，我代表母亲去黄家磕头吊唁（我父亲早在1939年病逝，家中有些事就要由我出面）。黄爷爷的寿材早就预备好了，年年要油一道黑漆，所以灵柩有厚漆，显得宽大气派，又能防腐延年。过去殷实人家都提早给老人预备寿材，这是喜事，并年年油漆。在曹禺的名剧《北京人》中对此习俗有细致的描述。以黄老先生一生对金石文物方面的贡献，最后20年潜心研究著述，固然有家资殷富、无衣食之馁的优势，但也需看到这个时期中有14年正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北平沦陷时，黄老先生这种作为，也可看成是对敌伪统治的一种无言的不合作和反抗，与他的同文馆也是学德语的学兄齐如山先生，在“七七事变”后八年闭门不出、不与外界来往而埋头写作，异曲同工、交相辉映。

   他一直怜贫惜老、扶危济困。他们搬到东琉璃厂后，夏天，在他们家对面姚江会馆夹道口，设了一个舍暑汤点。东西琉璃厂有好几个暑汤点，都是由各行业公会组织各铺眼轮流值班供应。唯独姚江会馆这个点，是黄家私人设立的，夏天按日供应绿豆汤。此时尊古斋已歇业，不在行业公会管辖之内。冬天，他家又在大安澜营设粥厂舍粥和棉衣。全部是个人出资，默默去做。

   顺便说一个小故事：日伪时，有一次古玩公会聚会，非请久已不问外事的黄伯川先生出席，几辞未获允，没办法只好勉强去了。在座的有主管北京古玩业的一个日本人，很爱喝酒，黄也爱喝酒，二人都喝醉了。不知怎么言语矛盾，黄老先生竟然动手把日本人给打了，头开瓢流了血。这个祸惹大了。打日本人真是出于酒醉，还是心中另有积郁，借酒遮脸乘机发泄，谁也说不清，何况黄此时已届六旬耳顺之年，不会不知控制。但事情出来了总得了结。于是有人出面斡旋，在原地原班人马，由黄伯川再请一次客，作为化解。这个日本人懂古玩，从山中那里早就了解到黄伯川在学术上修养精深，又知道他久已闭门不出不问外事，不会蓄意抗日，遂相信他大概真是酒醉，没有深究，而放过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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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琉璃厂》 第二部分
黄家的优良家风(1)

   第三代的成就和黄家的优良家风
   黄伯川先生有二子二女，但结核病的肆虐，夺去了三位子女的生命，只留下长子黄金鉴。金鉴先生，字镜涵，生于1904年。少年时曾入著名的北京师大附中学习，与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赵世炎同窗。1919年15岁时，曾因参加五四运动而被捕关押。后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因患结核病未能毕业，辍学回家休养。结核病严重地威胁着黄家，这在上世纪前期是多见平常的。为了抵抗结核病，镜涵先生不得不接受一个老中医的建议：适当吸食鸦片，以毒攻毒，暂时抑制结核菌和病情的发展，虽身体因吸毒而受损，却能抵抗住结核菌的猖狂进袭。

   镜涵先生家学渊源，很自然地就随父亲钻研金石学，而他的大学历史系的功底，使他学习金石学更有便利条件。尊古斋停业后，黄伯川先生不问外事，家中一切就由镜涵先生出面料理。几近20年耳濡目染，使这位古玩巨子的后人，在金石文玩上积累了相当的知识和经验。1937年黄老先生出资在他新居的院落中，开了一个通古斋古玩铺，让他的徒弟、也精通金石文物的乔友声当经理，其子黄镜涵协助并管账，目的是历练儿子在金石文玩上的眼光和能力。1945年，黄镜涵先生正式接任通古斋古玩铺经理，原尊古斋的镜涵先生的师兄弟，辅佐着这位少东家继续“上三代”金石文玩的经营，其火候不让老黄先生。

   镜涵先生家资豪富，却衣着朴素，平易近人。他常在琉璃厂行走，夏天就是白布裤褂、圆口布鞋，很少见他穿绸长衫。冬天他因身体不好，不常出来，外出也就是普通棉袍、皮袍，不见特殊，就是大街上常见的普通中年人，不会想到他是古玩巨商“黄百万”之后。

   他家久居琉璃厂，熟人多，镜涵先生一出门就点头招呼不断，而且不分贫富，一视同仁。我曾和他在一起吃过两次饭，一次在石头胡同由清宫御膳房师傅司厨的京膳食堂，是新书界的朋友请他。他如约而来，穿的还是普通的那一身，宴罢，他作为主宾，却到后厨给掌灶师傅道乏，使请客者不由有些尴尬。另一次在南新华街人称“棚铺”或“棺材铺”的兄弟俩开的小饭馆，都是是琉璃厂商界的人，他毫没架子，也是去后厨道乏。就是全家去丰泽园也是如此。

   不仅如此，黄家十分注意恤老怜贫，扶危济困。我幼时在读的师大一附小的老师、著名教育家王企贤先生，解放前住房困难，黄叔就腾出小东院，请王老师住到通古斋去。北平解放前夕，城外成了战场，有些人进城投亲靠友躲避战乱。有个住在广安门外小井的菜农，不知姓名，大家全叫他“傻子”，每天进城卖菜，琉璃厂很多家、包括黄家和我家都吃他的菜。北平围城时期，“傻子”心里也发慌，想进城躲躲，又无处落脚。黄叔知道后，很爽快地把他一家接到通古斋，腾了两间空房，留他住了几个月，等一切安定下来，再把他送回去。

   我更是身受黄镜涵叔父之惠。我家一直住在父亲生前当经理的会文堂书局后院，全部房子是租黄家的。我家住房的房租历来由会文堂统一付，父亲死后，依然如此，那是照顾。1951年，琉璃厂的新书业不景气，会文堂要收缩，把后院退租，北、南、东房让给从上海到北京发展的连（环图画）联（营）书店，西正房仍然我家住。按理应分别与房东另立租约，西房的房租由我们自付。这时我正生病，母亲和黄叔商量能不能缓一缓？黄叔很爽快：“你们的房租我不要，什么时候等金兆病好了工作挣钱后，让他给我送房租，我再收；现在你们孤儿寡母踏实地住着，就是修房我不管了，你们自己操心吧。”就这样我家白住了黄叔6年房，按每月20元计，就是1400多元，那时可不是个小数，能买一个四五间房的小院了。我到中国戏剧家协会《戏剧报》工作后，1957年正准备给黄叔送房租，却开始了对出租房的“改造”。15间以上的出租房一律由国家经租：房子交给国家，房客的租金也付给国家，房主按月提取一定比例的租金，性质与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后资本家拿“定息”一样，房子也就归国家了。黄叔说，房租别给我了，交给国家吧，你有这个心就成了。

   黄叔很关照亡友之子——我。见我身体逐渐好转，很高兴，街上见到我不仅问长问短，知我在戏曲评论研究上正在努力自学，颇加鼓励。并以黄家三代为例，关于金石文玩全都是自学所得，让我有空到他家聊聊。我去过，再见十几年前我幼小时随父亲去过的黄家大院，由于年龄关系，印象自然与当年有所不同。外面第一道大门是木质的，内有十余米的甬路才到二大门，即宅子的正门。这与西琉璃厂83号铭珍斋韩家的五层院子的宅子一样，只是韩家的头道大门是铁制西式的，二大门才是中式的。黄家头道大门上，记得曾挂有一块吴佩孚题写的匾，文字忘了，当然此匾早已摘了。甬路东侧有一个院子，租给天庆参局。参局子必须要磨砖对缝的好房子，用不着门市，主要在四合院中做人参鹿茸的生意，房子好才显得买卖殷实，这与银行的建筑必须讲究气派一样。琉璃厂一带有几个参局子，一个是西琉璃厂87号韵古斋韩少慈先生家的房子，租给了参局子，后来被荣宝斋收购了去，因为紧邻它，买进来进行了拆改。小沙土园文昌会馆中北边最好的院子，也是参局子。往东的杨梅竹斜街偏西路北有个大参局子，房子之好，难以形容。现在都没了或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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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琉璃厂》 第二部分
黄家的优良家风(2)

   进了黄家的二大门，是东西一宅两院，两个院子又都带后院，而成四个院子。黄家的西院是内宅，房子比东院多几间，北正房是“勾连搭”，即四破五的朝南正房中，又连有朝北的四破五建在一起，形成十间正房。东西厢房各三间，南倒座四间，有影壁相隔。后院种有一些果木树，近似小花园。东院是通古斋的柜上，占有北三间，东、西各两间，七间的铺面，在古玩铺中是少见的。南倒座形制保留，实际套给了天庆参局子那个院子的正房。两个院子都是穿廊游廊相连。再往东还有个小跨院，南房是通古斋的厨房，北房三间比正院要差一些了，却能直接通两个正院的后院。算起来，大小共六个院子。西院内宅的黄家兄姐们都熟，就是黄万年大哥的夫人、一得阁的徐紫颐大嫂，也是熟人。那天黄叔正在柜上，他领着我到各屋看通古斋的“货”，给我讲这个是哪个朝代的，那个尊郭沫若看上了，想要，还没拿走。老实说，以我当时的年龄和修养，对这些实在是不懂也没多大兴趣；但是我被黄家古色古香的浓重文化氛围，和精美非常的院落房子给陶醉了。那时一些国家单位以雄厚的财力收购民间的优质四合院。西琉璃厂83号韩家的前中院，国营了的荣宝斋正在洽购中；听说黄家的北邻南城电话局有意购买黄家大院，挽人磋商。我以此询之，黄叔淡然回答：“我还不缺钱用。”
   黄叔不是聚宝如命的人。他知道，几十年来家中收藏的好多东西够得上国宝级，长期放在自己手中，并不安全，不如交给国家。他从1952年起，十年中分四批向故宫博物院捐赠了一百多件稀有文物。直到1999年底才由故宫博物院补发了捐赠证书。

   20世纪50年代，出于对新中国的信任和热爱，一些人把珍藏的贵重文物以至房产捐献给国家，张伯驹是其中最著名者。黄家捐赠的这一百多件文物，历史、艺术和经济价值是难以估算的，说价值连城恐也不为过。

   1956年对私人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通古斋当然在其列。1957年实行对私人出租房的“改造”，黄家的若干所出租的房屋归了国家，只剩下东琉璃厂56号他们自住的西院的前后院。

   对琉璃厂古玩业的改造是成立北京市文物商店统一管理，保留若干老字号继续在琉璃厂挂牌营业。黄镜涵先生被任命为文物商店门市部主任，后又被聘为历史博物馆顾问，1963年满60岁退休。他和他的师兄乔友声，是北京古玩界金石文玩鉴定的最高权威。乔已回原籍养老，又给请出，被聘往故宫担任青铜器和碑碣的鉴定工作。故宫从琉璃厂吸收了很多有特长的文物人才，充实了专业研究鉴定队伍，包括今天的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萧翔翼，琉璃厂旧书业的后代，有的今已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大师。黄先生留在了文物商店，他的金石研究鉴定能力和修养，受到人们尊重。连康生这个文物掠夺者，对黄镜涵的业务实力也不敢小觑，每次来文物商店必有一条中华烟送黄，向他讨教金石文玩的有关专业知识。

   黄镜涵先生1966年4月病逝，享年63岁。

   老少两位黄先生走了，作为国家干部的他们的子孙，在“文革”中照样被扫地出门，家中近百年的珍贵收藏，被抄砸掠夺一空。黄伯川先生多年积累的大量金石拓片、古本书籍被扔在一间漏雨的房子里，都化成了纸泥。家中存留的大量陈设性的文物古玩被抄走，至今也没有归还而不知去向。院子中陈放多年的、据说传世仅一口的明代宣德双龙环绕的青花大瓷缸，和室内四个明万历的青花瓷墩，竟被红卫兵当着家属的面砸得粉碎。这五件古瓷，今天价格恐怕要过亿元。精美的四合院成了大杂院，地下修了人防工事，房子被破坏的惨不忍睹。最后落实政策，黄家仅西院前后院有产权，给了7500元。一个有六个院子的上等四合院就这样毁了。倒不如被荣宝斋买去的西琉璃厂83号韩家的前中院，一直作为领导外宾接待用，反而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琉璃厂众多好四合院中的唯一。黄家三代创业、号称“百万”豪富的所有一切，都被抄掠一空而不复存在，就这样翻过了一页历史。当年惦记并想收购黄家大院好房子的电话局，虽被婉言拒绝，可是在文革结束后，终于还是把原黄家西院十间勾连搭的正房和花园式的后院买了去，筑起一道墙拦住。天庆参局子原租的外院，被一个新古玩商买去拆盖成三层楼，开了个大古玩铺。

   而“通古斋”之匾虽然今天挂在琉璃厂西街中间路南一家店铺上，但此通古斋已非彼通古斋。在现今琉璃厂挂有各家名店牌匾的业者中，对其历史渊源大多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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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琉璃厂》 第二部分
琉璃厂古玩业的轶事与能人(1)

   琉璃厂古玩业的轶事与能人
   下面是一系列有关琉璃厂古玩业的人和事，单独成篇，似乎显得略为单薄简短；遂综合在一起，分题为文，一题一文，时间和空间相对独立，合在一起，也可读之。

   张作霖、陈独秀和崇古斋的特殊关系

   崇古斋是光绪三十年（1904）开设在西琉璃厂中间路北的一家不是太大、也不太出名的古玩铺。它存在了52年，掌柜的是张鸿瑞，东家用的是堂号：“述善堂”；一直到1956年张鸿瑞的小徒弟李延琦当掌柜的时公私合营。

   这个堂号是曾做过清朝奉天新民知府陈昔凡的。旧时，有一定身份、财产的人，大多有堂号。这个堂号甚至有一定的法人资格，可以置买、经营、出售、继承、处理各种产业。陈昔凡是安徽怀宁人，举人出身，京师会试录取为贡生。光绪二十七年（1901），被清廷派任奉天新民府五品二堂，即副知府，携眷上任。他年近四旬，无子，其兄让他带长侄去新民，一来此子屡试不中，心中郁闷，可借此略为舒散，也见见世面；二来兄弟身边有个人也可照顾一二。还把次子陈干生过继给陈昔凡，留在家乡读书。

   那时张鸿瑞还做“包袱斋”的古玩生意，经人介绍远赴新民给陈昔凡送了点古玩，一来二去，成为熟友。光绪三十年陈升为知府。张再赴新民祝贺，并送了几件字画瓷器以为贺礼，陈很喜欢，收下却照价付款。二人遂成为挚友，都欣赏彼此的老实诚恳憨厚和为人和善没官僚架子，相处很亲密。张建议陈投资在琉璃厂开个古玩铺，限于现任官员不许经商的规定，“您可用堂号为东，我给您经营着。琉璃厂可是个好地方，将来您致仕离任，住在那里，读书绘画，欣赏文玩奇珍，与文人朋友交往，其乐无穷。”陈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拿出他多年的宦囊积蓄，开起了崇古斋。后来宣统二年（1910）又在沈阳开了分号，这就恐怕与正在腾旺发达的张作霖不无关系。

   陈昔凡做新民知府二堂时，收编曾是“马贼”的张作霖，任新民府马队管带。张见陈大人待下属差人和气宽厚，不摆官谱训斥人，终日手不释卷，教侄子读书。张此时已二十七八岁，闯荡了一阵江湖后，想学点文化知识谋个正路。他请求陈大人收他为义子，教他读书。对前者，陈感到有所不便；后者倒可一为，就让他跟陈的侄子一起读书，从而陈张之间有师生之谊。张很感念师恩，后来坐镇沈阳，他的师弟（陈之侄）到崇古斋分号，专门到督军府拜访师兄。张作霖非常客气，十分怀念老师陈昔凡：“全靠令叔大人对我的栽培，他老人家身体可好？”知道他在北京琉璃厂安享晚年，很高兴。还到崇古斋回拜，给了这位陈大侄少爷一个肥差，可是他没这个命，没多少日子就得暴病死了。

   陈昔凡辛亥革命后卸任为民，回到安徽怀宁老家。夫人逝世，跟前还有个过继儿子陈干生，即后来的大革命家、中共中央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父亲生活平淡，儿子奔走革命，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陈昔凡离开家乡，来到北京，住进琉璃厂崇古斋的安静雅致的后院，过起张掌柜给他安排的养静悠闲、与世无争的生活。后来他又结了婚，续弦是一位名门闺秀谢氏，夫妻相得，从不过问铺子的经营盈亏和生活琐事，与他在北京大学极为活跃投身革命的继子陈独秀，和几次进京、后来执掌北方军阀政府大权的学生张作霖也不来往，安心过悠闲日子。

   1926年陈昔凡逝世，所有财产、古玩书画和北京、沈阳的两个崇古斋，都归陈的续弦夫人谢氏继承。开始她不与陈独秀住在一起，却很关心他。陈独秀一直尊称谢氏为母，很孝敬。1932年陈独秀被南京政府逮捕，谢氏曾派人去探望。1937年陈独秀被释放，后去了四川。谢氏夫人也从北京辗转去了四川江津县，与陈独秀母子生活在一起。崇古斋张老掌柜去世后，谢夫人从大后方捎来信，请一桌上等燕翅席给老掌柜上祭，指派张的大弟子牛在如经营北京、沈阳两家崇古斋。后，牛不断把铺子的利润捎给他们母子以为生活费。牛在如病逝后，崇古斋给在四川的东家去信请示机宜。不想陈独秀母子也已逝世，陈独秀幼子陈松年给张掌柜的小徒弟李延琦（字卓卿）写了长信，委托他继续掌管经营北京、沈阳的崇古斋，落款是“守制人陈松年”。

   这封信在1956年公私合营时曾给公方代表过目，据说，今还保留在李家。公私合营后，崇古斋撤销，可惜那块晚清状元、宣统帝师、大书法家陆润庠所题的六个大字的匾额，也就毁而不见了。而这个小小的古玩铺竟与两位中国现代史上著名人物有着不平常的密切关系。

   崇古斋还做了一件协助抢救国宝的好事：那是日本投降后，溥仪从长春伪宫逃跑，一路上散失了好多从北京清宫带走的珍宝。琉璃厂玉池山房的掌柜马霁川去东北以低价买回了不少珍贵的文物，密藏起来，等待时机高价卖给外国人，其中就有我国保存的最古老的一幅国画：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文物收藏家张伯驹闻讯后，怒冲冲地去找马霁川，指责他不应该只为赚钱让国宝流失到国外（此前马已把一些名画卖给了外国人），坚决表示要收藏这幅画。马只好答应卖，却开出800两黄金的天价。张与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商议，故宫因经费不足，无力收购。张发动琉璃厂的古玩界，以他的威望请各古玩铺，谁也不许帮助马霁川把此画贩卖出境。又托崇古斋的李卓卿和墨宝斋的马宝山出面，与藏有此画待价而沽的马霁川周旋，晓以利害，大力压价，最后压到240两黄金。张伯驹积极筹款，卖掉一座13亩地大的精美的宅邸（原李莲英的旧墅：似园），得款220两黄金，夫人潘素拿出自己的首饰当卖，几乎倾家荡产才凑成240两黄金，将这幅国宝级的历史名画购回。南京政府的张群，闻讯愿以500两黄金，请张“割爱”，被张拒绝。建国后，作为爱国者的张伯驹先生，先后把展子虔的《游春图》，连同他以前以巨资收藏的珍贵文物：1700多年前的陆机的《平复帖》，范仲淹手书的《道福赞》，杜牧的一幅《赠张好好诗》等若干毁家收藏、难以计值的珍品，无偿地捐献给国家。还帮助国家以重金把已被原藏者押在香港银行中的著名的《三希堂法帖》中王珣的《伯远帖》、王献之的《中秋帖》赎回，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重新聚合一起。这是张伯驹先生的爱国勋业，又何尝没有琉璃厂像李卓卿这样的古玩商的襄助！

   宝古斋古玩铺兴起前后的故事

   以前听到有关琉璃厂宝古斋古玩铺的几个小故事：邱震生从宣武门小市的一堆破烂中发现一个明成化官窑斗彩鸡缸杯，花100块钱把这堆破烂全买回来，就是为了这个成化鸡缸杯，卖了它，开了一个大古玩铺宝古斋；宝古斋的匾是翁同龢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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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琉璃厂》 第二部分
琉璃厂古玩业的轶事与能人(1)

   琉璃厂古玩业的轶事与能人
   下面是一系列有关琉璃厂古玩业的人和事，单独成篇，似乎显得略为单薄简短；遂综合在一起，分题为文，一题一文，时间和空间相对独立，合在一起，也可读之。

   张作霖、陈独秀和崇古斋的特殊关系

   崇古斋是光绪三十年（1904）开设在西琉璃厂中间路北的一家不是太大、也不太出名的古玩铺。它存在了52年，掌柜的是张鸿瑞，东家用的是堂号：“述善堂”；一直到1956年张鸿瑞的小徒弟李延琦当掌柜的时公私合营。

   这个堂号是曾做过清朝奉天新民知府陈昔凡的。旧时，有一定身份、财产的人，大多有堂号。这个堂号甚至有一定的法人资格，可以置买、经营、出售、继承、处理各种产业。陈昔凡是安徽怀宁人，举人出身，京师会试录取为贡生。光绪二十七年（1901），被清廷派任奉天新民府五品二堂，即副知府，携眷上任。他年近四旬，无子，其兄让他带长侄去新民，一来此子屡试不中，心中郁闷，可借此略为舒散，也见见世面；二来兄弟身边有个人也可照顾一二。还把次子陈干生过继给陈昔凡，留在家乡读书。

   那时张鸿瑞还做“包袱斋”的古玩生意，经人介绍远赴新民给陈昔凡送了点古玩，一来二去，成为熟友。光绪三十年陈升为知府。张再赴新民祝贺，并送了几件字画瓷器以为贺礼，陈很喜欢，收下却照价付款。二人遂成为挚友，都欣赏彼此的老实诚恳憨厚和为人和善没官僚架子，相处很亲密。张建议陈投资在琉璃厂开个古玩铺，限于现任官员不许经商的规定，“您可用堂号为东，我给您经营着。琉璃厂可是个好地方，将来您致仕离任，住在那里，读书绘画，欣赏文玩奇珍，与文人朋友交往，其乐无穷。”陈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拿出他多年的宦囊积蓄，开起了崇古斋。后来宣统二年（1910）又在沈阳开了分号，这就恐怕与正在腾旺发达的张作霖不无关系。

   陈昔凡做新民知府二堂时，收编曾是“马贼”的张作霖，任新民府马队管带。张见陈大人待下属差人和气宽厚，不摆官谱训斥人，终日手不释卷，教侄子读书。张此时已二十七八岁，闯荡了一阵江湖后，想学点文化知识谋个正路。他请求陈大人收他为义子，教他读书。对前者，陈感到有所不便；后者倒可一为，就让他跟陈的侄子一起读书，从而陈张之间有师生之谊。张很感念师恩，后来坐镇沈阳，他的师弟（陈之侄）到崇古斋分号，专门到督军府拜访师兄。张作霖非常客气，十分怀念老师陈昔凡：“全靠令叔大人对我的栽培，他老人家身体可好？”知道他在北京琉璃厂安享晚年，很高兴。还到崇古斋回拜，给了这位陈大侄少爷一个肥差，可是他没这个命，没多少日子就得暴病死了。

   陈昔凡辛亥革命后卸任为民，回到安徽怀宁老家。夫人逝世，跟前还有个过继儿子陈干生，即后来的大革命家、中共中央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父亲生活平淡，儿子奔走革命，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陈昔凡离开家乡，来到北京，住进琉璃厂崇古斋的安静雅致的后院，过起张掌柜给他安排的养静悠闲、与世无争的生活。后来他又结了婚，续弦是一位名门闺秀谢氏，夫妻相得，从不过问铺子的经营盈亏和生活琐事，与他在北京大学极为活跃投身革命的继子陈独秀，和几次进京、后来执掌北方军阀政府大权的学生张作霖也不来往，安心过悠闲日子。

   1926年陈昔凡逝世，所有财产、古玩书画和北京、沈阳的两个崇古斋，都归陈的续弦夫人谢氏继承。开始她不与陈独秀住在一起，却很关心他。陈独秀一直尊称谢氏为母，很孝敬。1932年陈独秀被南京政府逮捕，谢氏曾派人去探望。1937年陈独秀被释放，后去了四川。谢氏夫人也从北京辗转去了四川江津县，与陈独秀母子生活在一起。崇古斋张老掌柜去世后，谢夫人从大后方捎来信，请一桌上等燕翅席给老掌柜上祭，指派张的大弟子牛在如经营北京、沈阳两家崇古斋。后，牛不断把铺子的利润捎给他们母子以为生活费。牛在如病逝后，崇古斋给在四川的东家去信请示机宜。不想陈独秀母子也已逝世，陈独秀幼子陈松年给张掌柜的小徒弟李延琦（字卓卿）写了长信，委托他继续掌管经营北京、沈阳的崇古斋，落款是“守制人陈松年”。

   这封信在1956年公私合营时曾给公方代表过目，据说，今还保留在李家。公私合营后，崇古斋撤销，可惜那块晚清状元、宣统帝师、大书法家陆润庠所题的六个大字的匾额，也就毁而不见了。而这个小小的古玩铺竟与两位中国现代史上著名人物有着不平常的密切关系。

   崇古斋还做了一件协助抢救国宝的好事：那是日本投降后，溥仪从长春伪宫逃跑，一路上散失了好多从北京清宫带走的珍宝。琉璃厂玉池山房的掌柜马霁川去东北以低价买回了不少珍贵的文物，密藏起来，等待时机高价卖给外国人，其中就有我国保存的最古老的一幅国画：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文物收藏家张伯驹闻讯后，怒冲冲地去找马霁川，指责他不应该只为赚钱让国宝流失到国外（此前马已把一些名画卖给了外国人），坚决表示要收藏这幅画。马只好答应卖，却开出800两黄金的天价。张与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商议，故宫因经费不足，无力收购。张发动琉璃厂的古玩界，以他的威望请各古玩铺，谁也不许帮助马霁川把此画贩卖出境。又托崇古斋的李卓卿和墨宝斋的马宝山出面，与藏有此画待价而沽的马霁川周旋，晓以利害，大力压价，最后压到240两黄金。张伯驹积极筹款，卖掉一座13亩地大的精美的宅邸（原李莲英的旧墅：似园），得款220两黄金，夫人潘素拿出自己的首饰当卖，几乎倾家荡产才凑成240两黄金，将这幅国宝级的历史名画购回。南京政府的张群，闻讯愿以500两黄金，请张“割爱”，被张拒绝。建国后，作为爱国者的张伯驹先生，先后把展子虔的《游春图》，连同他以前以巨资收藏的珍贵文物：1700多年前的陆机的《平复帖》，范仲淹手书的《道福赞》，杜牧的一幅《赠张好好诗》等若干毁家收藏、难以计值的珍品，无偿地捐献给国家。还帮助国家以重金把已被原藏者押在香港银行中的著名的《三希堂法帖》中王珣的《伯远帖》、王献之的《中秋帖》赎回，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重新聚合一起。这是张伯驹先生的爱国勋业，又何尝没有琉璃厂像李卓卿这样的古玩商的襄助！

   宝古斋古玩铺兴起前后的故事

   以前听到有关琉璃厂宝古斋古玩铺的几个小故事：邱震生从宣武门小市的一堆破烂中发现一个明成化官窑斗彩鸡缸杯，花100块钱把这堆破烂全买回来，就是为了这个成化鸡缸杯，卖了它，开了一个大古玩铺宝古斋；宝古斋的匾是翁同龢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