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琉璃厂(部分)（小说，非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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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琉璃厂》 第二部分
宋代哥窑文房精瓷

   “钟杨家”和他们的宋代哥窑文房精瓷
   北京北城鼓楼后头一带住的老北京人中，有一些殷实的富户，也有精致的好房子。听说前马厂有个“钟杨家”，那房子真叫好，占前后马厂两条街，好多个院子。房子都是整齐极了的灰砖，跟颐和园差不多——磨砖对缝，进了大门，还有一个门——垂花门，进了门顺着廊子走，到正房，中间是个通道，后面还是大院子，这是一所讲究的大四合院。但是我始终不明白“钟杨”是什么意思？双字复姓里，有欧阳可没有钟杨，那这钟杨家是怎么回事？

   后来看了一本描述清宫内务府的书，原来皇上一家和宫里的大小事，统归内务府掌管，除了大量的太监服役外，各种专门技术性的活儿，也有各司其职的工匠把势料理，接受内务府和总管太监领导。为区别称呼方便，常把他是干什么的和他的姓连在一起叫。最典型的是清代古典建筑专家“样式雷”。这“钟杨”就是负责宫里钟表管理的，按时上弦，定时保养，保证准时、不停。钟是他的职务，杨是姓，指人。这有如今天的京味小吃名家“爆肚冯”、“小肠陈”的称呼一样。

   在宫里当差，当然要有好手艺，认真负责不出事，搞好上下左右关系，就算当好了差。即使干专门活计的升不了官，可宫里挣得多，好东西多，赏赐也多，所以像“钟杨”这些人，大多住在北城，财大势大。清朝倒台后，他们依然过着养尊处优的财主生活。

   这类财主大多家里有好东西，随着时日的推进，也必然由盛而衰，逐渐出手家藏的珍宝。故而他们也是古玩业注意的收货对象。早在20世纪20年代，老钟杨就曾出手过一些康、雍、乾的官窑瓷器，都是上品。

   又过去20年，到了日伪后期，经济、市面大不如前。老钟杨也死了，留下一些纨绔子弟，只会花不会挣，日子过得每况愈下，又一时放不下架子，只好卖家藏的古玩。钟杨家的大儿子在土膏店——就是公开的大烟馆里抽大烟，碰上一个琉璃厂姓王的古玩商，有一面之识。王见杨大少爷混的不怎么样，大概内囊空上来了，心想这可是向钟杨家往出挤好东西的好机会，就上前热情招呼、拉拢“套瓷”，请客抽大烟、喝酒吃饭。俗话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杨大少在对方的热情的攻势下，绷不住了，饭桌上流露出：“先父临终前给我几件哥窑瓷器，嘱咐我把东西传给后代，不到万不得已时，千万别卖。今天我实在没办法了，求您帮忙把东西给卖了吧。我不能守着金碗要饭吃。”王心中暗喜，嘴里却说哥窑的东西眼下不大好卖。杨大少诚意恳求，约定次日把东西给送到琉璃厂去。

   哥窑是南宋的名窑，所烧的瓷器精品为御用。宋朝烧制御用瓷器的共有五个窑：汝、钧、定、官、哥。金兵入侵，形成了南北宋，为皇室服务的官窑也地分南北。北宋都城在开封。宋徽宗赵佶颁旨建立的、以烧制天青色有玉石感瓷器出名、且存世精品仅不足百件的汝官窑，和以釉色多变、紫红间灰的瓷器为多的钧官窑，都在河南；主要以烧制白瓷驰名的定官窑在河北。南宋的都城在临安即杭州。本来在北宋的开封就有官窑，随着徽钦二帝被金兵俘虏北去，开封陷落，官窑当然也不复存在，南宋高宗又在杭州另立新官窑。另外还有哥窑，窑址应在浙江，具体地址至今未明。而河南的钧窑、汝窑，经过人们努力发掘继承研究，今已恢复生产，已有产品问世，具有一定水平，但离当年的历史精品，还有一段距离。

   杨大少如约而来。带来四个内里是黄绫子的锦盒，装有四件哥窑瓷器：小圆笔洗、印池、水中承（书房里研墨用的贮水器）和小盘，造型玲珑，深灰胎子，粉青色釉子，深浅不同的开片纹理，确为南宋时的哥窑上品，不是明、清官仿的；从装潢看也确是宫里藏物。王却有意贬之，说这是些一般的哥窑而不是官窑瓷器，最多值个千八儿百的，还不大好卖。这使杨反过来苦苦求他帮忙。王问他想卖多少？“两千就成。”这没有超过市场的通价，王某就又拿了一手：这您可不能着急，东西您先搁在我这里，等着我给你找主顾。您要是等用钱，那先从我这里拿五百去花，最后一起算。说完又拉着杨大少进了大烟馆，一通招待。

   这套哥窑瓷器到底给了杨大少多少钱？不会超过两千。后来只听说正在收摊准备回国日本山中商会，在中国做的最后的一笔买卖，就是收购哥窑瓷器，多少钱收的这套四件，王始终没说。只是在这事之后不久，古玩窜货场上出了一件米黄色的宋瓷哥窑圆笔洗，大家给价两三千元不等，这位王掌柜开口就给了五千。从这里也可看出他那套哥窑文房用品的卖出价钱少不了，或许人家还收，他才敢这么给价。吃亏的还是钟杨家。

   钟杨家还在败落，建国后这所大宅子卖给贸易学校了。家当然早分了，可是还有一位，不知是几爷，单身还住在那里，一直到“文革”，斗了一通，给轰到朝阳门附近的一间小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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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琉璃厂》 第二部分
“捡漏”买珍宝全在好眼力

   “捡漏”买珍宝 全在好眼力
   前面说过，宝古斋邱震生，1944年在天津劝业场以300元买了一堆旧货，里面有个明成化青花杯，这一件就卖了12000元。这是机遇，赶上了；更重要的是有眼力，能看出是人家没当回事的好东西。这样“捡漏”的事在琉璃厂古玩行中还真有不少。

   那是“九一八”之前，新开张不久的雅文斋古玩铺的经理萧书农，应朋友之托请，到北京鼓楼东的锣鼓巷的一个老宅门王家，去鉴定一个“法花罐”。王老太太老规矩老礼，非常客气。说这个罐是“我们老爷从山西带回来的，他生前非常喜欢，说罐的釉色好，孔雀绿透亮像玻璃。”

   萧书农仔细看，这罐一尺二高，胎是陶的，法花釉，是山西烧制的，不是明朝的，也不够清代，是民国初年仿的，虽好看，却不值什么钱。但是不能在主人面前直言是仿的，婉转地说：“好，好。既然是您家老爷喜欢的东西，还是留着吧，做个念想，传给子孙。”老太太大概也明白了，没再问是真是假。萧起身告辞。老太太还是大家子规矩，送客，双脚不迈出门槛。萧从上房出来，边往外走，边跟老太太客气，眼一扫，见廊子角上堆着不少花盆、瓶瓶罐罐破烂，其中有一件宋哥窑的海棠式笔洗，灵机一动，回头看站在门槛里的老太太笑了笑说：“您这堆东西卖不卖？堆在廊子上不大雅观。”“这些都是没用的破烂，没人帮我收拾。你要是愿意要，就全弄走。”“那我给您五块钱，替您给清理走。”“那就劳您驾了。”老太太的脚，始终没出门槛，说完，转身进里屋了。

   萧书农找了个“打鼓的”——挑着两个竹筐，手打羊皮小鼓，串街走胡同，吆喝着：“有破烂我买！”专收旧物杂货，再到小市上卖，一般没什么太值钱的好东西，偶有漏货，流出来好东西，买的卖的都是无心的，绝不会把知道是值钱的老东西卖给“打鼓的”。萧书农把这堆东西卖给他，只留下那个哥窑笔洗。临走时把五块现洋搁在窗台上，言语了一声。老太太还直道谢。

   一个前门大街挂货铺的掌柜，到山东农村中收东西，顺便回趟老家。他在黄县城里走街串巷闲转，见一位大嫂坐在门道里梳头，旁边小凳子上放着盛皂角水的杯子，色彩艳丽，像是好东西。这位用当地话跟大嫂攀谈，说这个杯子好看，想仔细看看。人家答应了，他拿过来一瞧，是斗彩，釉细彩艳，松鼠偷葡萄的图案，漂亮。再举起杯子看底，有“大明成化年制”青色双蓝楷书款。心中一喜：这可是值钱的东西，即使是后来康熙、雍正、乾隆的官窑仿制的“官仿官”，那也稀罕。他进一步与大嫂聊，问这个杯子的来历？“当家的外面捡的，我就搁了皂角子了。”听说这个掌柜的想买这个杯子，大嫂想以要高价把他吓走，就要了一块现洋。在小地方的人看，这可不是小数：一块现洋可换460个铜子，能买230套烧饼麻花。哪知这个人没还价，掏出一块现洋，拿走了杯子。大嫂暗喜，认为占了便宜。

   这个松鼠葡萄杯，果然是明成化官窑斗彩的精品。三次交易：头一轮以800元卖出，净赚799元；第二轮卖到上海，4000元，净赚3200元；第三轮卖到美国纽约，就到了10000美元。

   还有一件更有趣。那是清末，一个古玩商搬家到骡马市四川营住。热天，他出四川营到了骡马市大街上，对面果子巷口有个鲜货摊正吆喝着卖西瓜、酸梅汤。他买了一碗酸梅汤。这酸梅汤的质量当然没法与琉璃厂信远斋的比，但人家给的多：满满的一大海碗，准解渴。他一见这个海碗，眼睛不由一亮，这大海碗是云龙为主的图案，配以海水江崖，青花五彩细瓷，很像明代官窑瓷器。怎么拿这么珍贵的东西盛酸梅汤？大概摊主不懂行。要设法把这个碗弄过来，又不能明白说要买，那没准把事情弄糟了，他一边喝着，一边想主意。这时那边过来一行大殡，他计上心来，就以这个出殡说事：我差点儿误了，好几个朋友在送殡队伍中等着呢，天热都渴，您把酸梅汤给添满了，我给他们端去，我这里有二两银子搁你这儿，这碗是押是卖听您的，要是押，我一会儿回来给您送碗。二两银子那时可不是小数，摊主顺水推舟：“您就别回来了，跟着送殡去吧，碗连带卖给您了。”

   这位一溜烟似的进了四川营，把酸梅汤泼了，翻过碗底一看，有“大明万历年制”双蓝圈六字楷书的款。没错，是典型的明万历官窑五彩青花！兴奋地几乎跑回琉璃厂。

   那时官窑瓷器流落到民间的还很少，大家对其历史和艺术价值认识的还不够，价格也不算太高，比不了青铜器。这个明万历官窑五彩青花大海碗，可能是从宫中流失出来的御膳餐具。他以500块现洋卖给了李鸿章的后人。后来就不知流落到何方。今天，这个明五彩青花大海碗若还存世，可称是重要文物了，要拍卖，价格可能过千万！

   在古玩行中，这全叫“捡漏”。这要靠机会、眼力，特别是大脑的迅速反应。今天，虽然爱好文物收藏的日多，好东西、真东西却越来越少，价格飞速盘升，大量近仿的充斥于市，也许像本文叙述的三个小故事中捡大漏的巧事要少多了，但还是有捡漏的机会，那就看您的机遇和本事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能工巧匠修珍品 利用绝技制假货

   古玩是历史的产物。唯其问世久远且质精技高，才能使爱好者趋之若鹜，不惜挥巨资求购之、珍藏之、把玩之、研究之。也因其问世久远，岁月的浸蚀，难免有损坏、磕碰、变形、缺失，以至频于毁灭、物化的边缘。古玩珍宝的存世并继续焕发出历史和艺术的光彩，延续其历史和艺术生命，必要的保护性的修理配件，复其原状、提升品质是很必要的。作为展览品和市场商品又有所不同，展览品只求旧物再现，增人认识；商品的修复，使其更精美，可直接提升其价位，增加利润。这就需要一批在古玩领域各个门类的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他们从不出头露面，埋头工作，经过他们的双手，使好多文物珍品重新复活，避免了毁灭的命运。这在过去和今天都是极为宝贵的人才，缺他们不可。例如，在国家及各地图书馆，今天就有不少专门修理古书的专家；在各博物馆以及荣宝斋等大型书画文物商店中，有相当一批修复古书画的专家，对他们大量使“死物”复活的绝技和贡献，并不为人所熟知。对于过去的这些幕后英雄，除本行的主要经营者、需要他们合作的外，其他人也并不清楚。这里把近百年来琉璃厂的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和他们的业绩，以及他们利用绝技本领，帮助古玩商造假做仿冒充真品，以攫取更多的收入的情况，略说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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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琉璃厂》 第二部分
身负绝技的“古铜张”师徒

   身负绝技的“古铜张”师徒
   在晚清，青铜器的出土和买卖收藏甚为兴盛，这就十分需要一些有绝招的修理青铜器的工匠。在光绪时，北京出了一个衡水人歪嘴于，适应青铜器上市的需要，专门给古玩铺接修铜器。衡水人干古玩的很多，有说是同乡把他给带出来的。他的修铜手艺是跟宫里的太监学的。内务府造办处下面管着个古铜局，负责给皇上、王爷翻砂铸造各种铜器，手艺很高；却没有修理陈设的古铜器的，有了毛病损坏，都是太监自己动手干，重活、脏活、累活，找人帮他们干。歪嘴于进了京城正碰上太监找干这种活的人，他就帮太监修理起铜器来了。那时他年轻，嘴还没歪，长相也不错，又心灵手巧，太监们喜欢他，教他修理手艺，干了十来年，本事学到手。茹古斋的经理、他的同乡孙虞臣给他出主意，别跟太监一起干了，在外面也开个古铜局，给古玩铺修理青铜器是个挣钱的活计。他接受了这个建议，开了个“万龙合”，还从家乡带出个徒弟张泰恩，爷俩很忙，古玩铺、宫里都找他做活。张泰恩从小就跟着歪嘴于学徒，手巧又爱琢磨，手艺越来越高。他们师徒如父子，感情深厚。光绪末年，歪嘴于死了，张泰恩顶门立户。除了各种修理活外，他最大的本事是翻砂铸造，仿造上三代的青铜器，在古青铜器上刻钟鼎文，以及做假锈。仿铸、做锈、刻字这些活，他没给琉璃厂的古玩铺少做。在清末民初，琉璃厂的古玩业在青铜器和其他方面，都有做仿造假的行为，电视剧《琉璃厂传奇》、《五月槐花香》中都有翻砂仿铸青铜器、再做假锈的情节，这是有生活基础的。

   由于张泰恩的技术高，人们送了他一个绰号，“古铜张”。他带了六七个徒弟，其中最出色的是他的侄子张济卿，后来得了个绰号“小古铜张”，还有就是精于铸造的刘俊卿。青铜器的仿铸历来有“官铸”和“野铸”之分。前者从唐到清，历朝的官方都有，终因历史变化，没有充分掌握上三代铸造青铜器的技术工艺和配方，能仿而难精。后者是指民间铸造，有苏州、西安、潍坊、北京之分，以苏州最佳。刘俊卿后来被上海古玩商请到苏州开了家古铜作坊，接替民国初年苏州铸铜名家周梅谷，按殷墟新出土的青铜器仿造，卖给外国人。

   “小古铜张”张济卿的技术之高，从下列几例可见一斑：

   1931年岳彬收了一件商鼎。这鼎是从河南彰德府出土的，拿到北京是一堆碎铜，一点儿看不出有个鼎形；出土时是坑上的人看着挖的，还把在土中的已破碎还未散架的鼎的原形拍了照片，出土后才散碎的。岳彬以400银元买下，又花了400银元让张济卿按照片原样给修复成一个双耳四足的方鼎。鼎的四个周边角上出戟，四面中下部有鼓钉，上部和四足的上部有一圈花纹，一点儿没显出是碎后粘合的。岳彬把它卖了12000银元。

   萧宏度在天津以50银元收了个有残的古铜鸭子壶：卧形的鸭子，掉了一条腿，口、底都有残，花纹也磨浅了。他的小古玩铺是北京雅文斋萧书农出资开的，收了好货，理应送北京，何况还要修理。此前，北京古玩市场上，古铜鸭子壶很吃香，有件从山西收来的鸭子壶，以4000元卖出。雅文斋请“小古铜张”给修补。他先把掉了的那条腿接上，再修理残破的口和底，然后把磨浅了的花纹，用刀挑深，修好后一看，是个完美无疵的熟坑青铜器鸭子壶。修理费300大洋，比买价高出好几倍。这只鸭子壶卖了6000元，萧书农没分给萧宏度钱，而把他出资2000元的天津小古玩铺给了萧宏度。

   1930年前，洛阳有个县长高少木，当政时，洛阳遍地都是倒腾出土文物的。他见当地的砖瓦石块、碎铜烂铁都是古玩，出土的文物。私挖古墓没人管也管不了，自己对这些也产生了兴趣，而与古玩商有了来往，后来干脆辞官经商，在北京炭儿胡同东口开了个大泉山房，经营唐三彩冥器、铜器、瓦器，雇王翰章给他从外地进货。王用4000银元在彰德进了一件出土的商尊，上面的镶嵌已残，请张济卿给修。张一看就明白，这是镶嵌细铜丝再做旧去唬洋人，卖出的价钱小不了，他开出的修理价和进货价一样，也是4000元，高少木也不得不答应。结果修得真漂亮，以三万银元卖给美国一个财阀。这4000银元的修理费当时是110两黄金价，能买100亩好土地。

   “小古铜张”以修理铜器的好手艺挣了大钱。但他并不止于此，还利用手中高超的技术，帮助岳彬等人在铜器上做仿造假。1937年“卢沟桥事变”，世面一度萧条，古玩铺没买卖做，岳彬没事，躺在藤椅上听收音机中播放的评书《封神榜》，说姜子牙的坐骑是“四不像”，虽然说书者作了解释，引用了诗句，可他还没弄明白。就让徒弟查书，从《辞源》等中查出：四不像是麋的俗称，角似鹿，头似马，身似驴，蹄似牛。这一下促发了岳彬作假的遐想：让张济卿想法子做一个四不像。张费了很大的劲才铸出了铜质四不像，卧式的，身长有三尺、高一尺五，近似颐和园铜牛。做旧和上假锈是由另外两位师傅做的，非常麻烦，干了很长时间：先抹硝酸银，再用矾水煮，煮完了再抹硝酸银晾干再煮，反复十几次，达200多小时。这铜四不像的表面变成黑反绿的旧铜颜色。又把此物埋入简易厕所尿窝子底下，天天用尿浇，经过一个夏天，寒露时出土，假绿锈做出来了，全部手工费才1000元。此物岳彬卖给了一个外国人，价钱达一万多元。

   北京有个古玩商倪玉书，很有心计，为考察北魏石雕，日伪时曾假扮道士去探大同武周山，在山里道观住了一个多月，把五十多个石洞中的五万多尊石佛看遍了。他回来不到一年，就卖出几座北魏石佛头，是据真的仿雕的，主要蒙外国人，真的始终留在他手中。他还向他的好友日本人平野学了在铜器上做假锈的化学方法。他曾和“小古铜张”谋议铸造仿北魏鎏金佛像，感到做大的工艺太复杂，仿小金佛还是可以的。他们先到故宫看展出的鎏金佛像，选好目标，画出图样，按图制造翻砂模具，将金、银、铜、铁、锡等配比冶炼浇铸，成形后再做刀工修整，活儿要细，刀痕圆润有力，佛像做好后再做假锈。他们仿制了北魏鎏金佛像三尊，是三寸高的小佛。每尊都卖了数万元，共赚了十几万元。

   老、小古铜张都是身怀绝技的艺术工匠，可他们的手艺却主要为心黑的古玩商和自己牟取私利，未免让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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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琉璃厂》 第二部分
石刻木雕好手冉忠祥

   石刻木雕好手冉忠祥
   琉璃厂有个石刻木雕好手冉忠祥，各古玩铺经常请他给修理石刻木雕文物，做出的活儿非常漂亮。

   1920年左右，岳彬听说日本和西方的收藏家很欣赏中国古代的造像石刻木雕，十分注意搜集。岳彬动起了脑筋，他听说一个古玩铺中压了七个石雕佛头10年没卖出去，他找上门，以66元一个，全收过来。日本山中商会经理高田看到，一开口就给了600元一个。岳彬要1000元，而且只卖一个，其余自己收藏。最后800元成交。这样一来，国内外古玩商都知道他手中还有六个佛头。外国人不断来买，他陆陆续续卖了十来年，也没卖完。同行感到奇怪。原来他是找冉忠祥照样仿制的。不仅仿制石佛头，还仿造宋木刻佛像，冒充为北魏石雕和宋朝木刻，卖给外国人，真东西他并未出手。

   这一仿制卖出成功，使岳彬动起了盗卖洛阳龙门和大同云岗珍贵石雕的念头，小冉（当时他年轻，大家这么称呼）成了他这方面的帮手。1933年，岳彬出钱让小冉去云岗石窟临摹石雕造像，拓下一尊可以在室内陈设的小型佛像，还拍了照片，按照原型进行复制。小冉用了一年多时间复制好。他的雕刻手艺好，复制出的北魏佛像，造型、刀工、神态跟原品一模一样。岳彬以三万美元卖给了美国石油大王。后来对方发现原像还在云冈，电报抗议。岳彬买通当地军队，把佛像炸毁，抗议只好不了了之。此件可称是小冉早期的石雕作品。

   岳彬盗卖洛阳龙门石窟的《帝后礼佛图》，整块凿下，把一堆石头运到北京再拼接，这么大的活儿，后面就有“小古铜张”和小冉当“技术顾问”。还有说法：一边拼，一边小冉照样复制，得出了两套《帝后礼佛图》，把复制的卖给了美国人。

   小冉的出色手艺不断为古玩奸商所用，十分可惜。新中国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冉忠祥和魏长青以及荣宝斋的徐之谦等琉璃厂的雕刻书法大家，被聘请参加了设计雕刻和书写文字的工作，他的一身技艺才发挥了正当用途。

   修理再制唐三彩的李德祥

   琉璃厂著名的修理唐三彩等瓦器的李德祥，本来是一家古玩铺的少掌柜。清末民初，他不到20岁不幸丧母，父亲续弦，他与继母不合，分居另过。他只身去洛阳，买回的唐三彩瓦器，有破有碎——这些都是随葬品，埋葬后再出土，瓦器很易破碎，回来就自己琢磨如何修复它。经过多年整修唐三彩，学到了手艺积累了经验，后来自己设窑复制唐三彩的瓦人瓦马。他心灵手巧，无论是给人修活儿，还是自己复制，都惟妙惟肖，很为精到。他给大古玩商岳彬、夏锡忠做的活儿最多，主要是复制品。小古玩商的修理瓦器的活儿也离不开他，尤其前洛阳县长高少木开的大泉山房，卖唐三彩各种瓦器多，经常找他修理活儿。他为人正直，是非分明，人缘好，博闻强记，知道琉璃厂的老事多，又爱聊，在聊天中不仅给青年人介绍了历史知识，还在这些故事阐明是非善恶，不要学岳彬等人只认钱不认祖国和祖宗。

   可是他也不能摆脱岳彬等人的控制，还要给他们做活。岳彬收了一个西域人骑骆驼的唐三彩，找李德祥照样复制两个。李做胎挂釉入窑烧，反复试制，终于成功，做得足可乱真。他觉得能做到这样不容易，就多做了一个，一共三个，一并拿给岳彬。岳很不高兴：“我就要俩，谁让你做仨了？”说着就拿起一个随手摔在地上，粉碎得没法再修。多留一个，那两个就不值钱了。他还是老规矩：留真品，把仿品当真的卖，给的手工费也不多，200元一个。这让李德祥心里冰凉，岳彬真是认钱不认人，对我们给他卖命干活的手艺人忒不当人了。李德祥出色地复制唐三彩西域人骑骆驼，可称为艺术精品，但都被岳彬卖给外国人了，国内无存。从此事之后，李德祥也不爱给岳彬做活了。因岳彬后来出事被判刑，财产全部没收，真品下落也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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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琉璃厂》 第二部分
仿制精美古瓷的能人

   仿制精美古瓷的能人
   瓷器主要看时代和是否原来官窑的，还是仿的；这仿也要看仿的时代，是官仿还是民仿。总之官窑亦即御窑，由于集中了最好的材料和技术力量，出品求精不在多，而且不计成本，就是仿前朝的精品，质地也与近代民窑仿古仿官有所不同。琉璃厂也有一些烧小窑专做仿品的手艺人，小窑有的设在景德镇，有的就设在北京琉璃厂附近。由于手艺出色而仿出了精美的“官窑古瓷”，闯过一道道目光锐利的古瓷鉴定家收购者的关隘，几十年人们不知端的。

   1939年，岳彬通过呼玉衡的手，以2000元买了他从雅文斋100元“搂”来的明永乐甜白高足杯。此杯胎薄，似透明又非透明，刻画的花纹细腻柔和，白釉似玉，篆书暗款的笔画细如“铁线”。岳和在座的古玩名家徐震伯都认为是不可多得的好货，2000元，值。此杯后来送到上海，被卖出5000元。后来此杯流入香港，拍卖时评价和价格都很高。

   60年后，原本出身古玩行的、《古玩谈旧闻》的作者陈重远先生，向其师叔范歧周老人询问，范老先生爽直而答：“回家问你四叔去。这是从他的同泰祥出来的货，他仿的他知道，古玩行里知道这事的很少。”陈先生赶紧回通州故乡，请教时已85岁高龄的陈建侯老先生。陈老坦然承认此杯是自己仿的，又滔滔不绝地说起当年的仿制过程。仿制甜白瓷最重要的是选料，瓷土中要增加高岭土，用细筛子筛，再用水淘，细得要胜过面粉。做胎是用模子灌浆，胎子才薄。釉料要精选加工，刻绘出自景德镇名师之手。焙烧要掌握火候，温度高了要爆，低了不熟。这一只仿明永乐甜白高足杯，就出自琉璃厂这些有鉴定眼光的大古玩商身边，几十年来谁也没看出来，闯入了国际市场。要不是仿制者自己坦然说破，这个谜可能永远被埋在地下了。这里说明了两点：一是当代照样有杰出的制瓷大艺术家，像陈建侯先生就有这样的绝世技艺，谁说民仿官、今仿古不能造出令人拍案叫绝的精品！二是像范歧周老人这样在古玩界中以攫取利润为第一的行业，仍能恪守职业道德，面对绝世之品，真的就是真的，仿的就是仿的，不在价格上耍花活。

   “居仁堂”款的所谓“御瓷”及其仿制

   历代皇帝都要设自己名号的官窑，烧制御用瓷器。这些官窑中由于集中了全国最好的材料和艺人，又不计工本，当然能烧出精品。清朝覆灭后，袁世凯以大总统又复辟帝制，自封洪宪皇帝，只81天就天怒人怨地败亡了。可就在这短短的几年中，他居然也在景德镇开办了“官窑”，烧起了“御瓷”。给他操办此事的是郭葆昌。郭名世五，葆昌为其字，号觯斋，原是西华门外德聚成古玩铺学徒出身，与著名的古玩瓷器鉴定名家贾腾云是师兄弟。当年袁世凯在西华门这个古玩铺买过四扇挂屏，郭给送到袁府，还帮助布置客厅。袁见他年轻机灵又体面就留下当差。袁当了总统后，郭随之升官，当到总统府庶务司长，又被委任为陶务署监督，去景德镇烧造“居仁堂制”款的瓷器。

   中南海居仁堂原名海晏堂，系清慈禧太后所建。袁世凯攫取民国政权后，就居住在这里办公。郭葆昌在民国初年来到景德镇，（时间有两说：一说是1913年，即袁任大总统、尚未称帝时；另一说是1916年，袁倒行逆施自称“洪宪皇帝”时。笔者倾向于前者，因袁复辟帝制仅81天就败亡，树倒猢狲散，即使“传旨”烧制“洪宪官窑御瓷”，也不可能立即实行。帝制思想浓厚的袁世凯，以大总统身份烧“居仁堂制”的变相“御瓷”完全可能）在此时清王朝的御瓷厂已经散摊，改成官商合办的江西瓷业公司。郭来到后，以重金请回原御器厂的造型、上釉、绘画、填彩、焙烧的名手鄢儒珍等，选用精良瓷土、彩料、燃料，先仿制雍正、乾隆官窑粉彩瓷器进行实验。他不惜工本，质量求精，每件瓷器入窑前，他一一过目，质量不合格的不准入窑。出窑时，他件件检查，没烧好的，仿过去官窑办法，都摔碎不留。他监督烧制的瓷器，造型端正，胎釉精白，彩质纯净，绘画工巧，比雍正、乾隆官窑的粉彩瓷器，毫不逊色。款有两种：一为“居仁堂制”，款为红彩楷书与篆书，也有青花篆书，这是专给袁世凯做的。另一是为郭自己烧的，用“觯斋”款。这类瓷器精致细腻，釉面洁白润滑，绘画工细，景色淡雅，人物尤其童戏很活泼，颇具水平。之后类似的为政府主要当政者烧专用“官瓷”的事，在袁世凯之后，还有多次发生。徐世昌为自己烧过“静远堂制”专瓷、曹锟为自己烧过“延庆楼制”专瓷，都可视为变相“御瓷”。再在其后，景德镇还为各届政府其他元首政要烧过专用瓷器，品质不让过去的官窑，办法也都与过去烧官窑瓷器一样，只留精品，其他一概摔碎不留。这延续了几十年。

   郭葆昌督造的“居仁堂制”瓷器，包括他的“觯斋”款瓷器，数量并不多，有樽、瓶等陈设品和杯、碗、盘等日用瓷及成套餐具。由于袁世凯的“洪宪帝制”转瞬败亡，“居仁堂制”瓷器又十分稀少，立时物稀为贵。一些古董商为迎合人们的猎奇心理并谋取高利，制作了大量仿品，风靡一时，在京、津甚为流行，一些军阀政客、富商巨贾盛行以成对的署有“洪宪年制”、“洪宪御制”款的瓶、樽，作为礼品互相赠送，还配制各式讲究的锦盒盛放。事实上仅这个款识，就说明不是郭葆昌精心制作的，何况有的瓷质较粗，郭又断然否认曾烧制过这种“洪宪年制”款的瓷器。因之也可以说，凡署此款者即是赝品。但有“居仁堂”款的也不是个个皆真，有些就是细瓷仿制的“嫁妆货”。故这种民国初年的瓷器鉴定较为棘手。

   郭葆昌在袁世凯手下为官，家资豪富。他致力于古玩收藏，懂行又有钱，收藏了不少珍品国宝。他收藏的精瓷较多，像乾隆仿古铜釉，用来仿青铜器，实为瓷器，造型逼真，釉色与青铜器十分相像，很为名贵。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乾隆官窑仿战国青铜器的古铜釉双螭圆耳壶，是罕见的艺术珍品，据说是郭捐献的。另外有说，日本投降后，经宋子文说合，郭葆昌之子将其父藏品悉数交予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并在钟粹宫展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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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琉璃厂》 第二部分
民国之后的瓷器“民仿官”

   民国之后的瓷器“民仿官”
   郭葆昌离开景德镇后，由于他办“袁御窑”已有相当基础，遂有刘勉之从1917年起，在郭铺开的摊子上接着搞，主要做“民仿官”，即烧造仿官窑瓷器。刘也是古玩行出身，后专门经营瓷器，在前门大街德泰细瓷店任副经理。有说，他在景德镇烧“民仿官”，曾得到北京某收藏家的指导，还与当时清宫古物陈列所有秘密协定，可以借出样品，烧的数量要有限制。由于制作成功，出了一些高水平足以乱真的各种式样的仿明清官窑瓷器，到1920年就十分出名。他秘密为北京一些古玩商和收藏家烧造了民仿官的瓷器上品，如仿康熙官窑青花绘群猴嬉戏图大凤尾瓶、仿康熙官窑五彩鹦哥惟妙惟肖，虽是民仿官，却达到很高艺术水平，流出国外收藏。

   在刘勉之之后，又有李春生，在天津立了字号同泰祥，自己跑到景德镇拜会刘勉之，认真学习，与他合作，也开始民仿官的瓷器生产。这些仿品不是少量，而是一两种批量生产，质量虽不如刘，但受欢迎，生意很快兴隆起来，连20世纪20年代后期寓居天津的溥仪和清朝遗老、下野的民国高官，都到同泰祥定制民仿官窑的瓷器。在批量中也有精品，如仿乾隆官窑海水红月双耳背壶，被日本人当珍宝收购；仿乾隆官窑珐琅彩瓶三对，极精美，被有30年收藏古瓷历史的收藏家?菖?菖误当成真品。曾在同泰祥后来当过经理的古瓷仿制名家陈建侯总结同泰祥的货，“最能乱真的是仿雍、乾官窑一道釉瓷器；最精美的是仿乾隆官窑的珐琅彩和粉彩瓷器，还有仿黄地青花的宫廷用器；在鉴别中容易忽略的是仿明宣德官窑的青花瓷器，而被误认为雍正仿宣德，看不出是民国后仿的”。

   乾隆官窑的仿古铜釉彩的瓷器，既然达到那么高的艺术水平，必然引起收藏家和古玩商的注意。1943年琉璃厂的文古斋摆出一件古铜彩的瓷花觚，远看就是青铜器，不用手摸不知道是瓷的。它不到一尺高，喇叭形口，腰细，腹和高圈足上有花纹，茶叶末色的釉面现出古铜器的光泽，还略有“锈斑”，真和青铜器的觚一样。

   古玩行的人把口小腹大的器皿称为瓶，口腹相若的称为尊，口大腹小的叫觚，这是古代盛酒用的。之所以称花觚，恐怕还与曹雪芹的《红楼梦》有关：第三回中有“因嬷嬷们引黛玉进东房门来，临窗大炕上铺着腥红洋毯……，左边几上摆着文王鼎，鼎旁匙筋香盒，右边几上摆着汝窑美人觚，里面插着时鲜花草。”这可能是花觚之称的由来。但这段话有个值得注意处，即“汝窑美人觚”：一、这个不是青铜器，而是瓷的；二、汝窑是宋朝官窑，主要烧天青色的瓷器，是否宋朝就有了官窑烧制成功的仿古铜釉彩的瓷花觚？曹雪芹没说此美人觚是什么外观，也许就是天青色有玉石感的汝窑精品瓷。若是古铜色，那这种成品的时间要往前推，甚至涉及汝窑的生产有没有生产过这种古铜釉彩的产品？

   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中，介绍过泰山岱庙的镇庙之宝——乾隆御赐的明代官窑黄釉葫芦瓶失而复得的故事，说官窑黄釉乃皇室专用，其釉色系从汝窑的茶叶末釉色演变而来。但还缺少证据。清中叶官窑又出现了茶叶末色釉的仿青铜器的瓷器。我曾在一友人处见到他50多年前在韵古斋以13元淘到的一个嘉庆的茶叶末釉色洗子，其釉色之细之佳，令人叹为观止。当时一位也在此淘宝的故宫人员，不由赞赏这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小老弟，好眼力！”

   这件古铜彩的瓷花觚，被眼力非常好的上海收藏家桂月汀以1000元买下，几次问其来处，接待的大徒弟含糊其词。其实这又是从天津同泰祥陈建侯先生那里用200元进的。1920年前后，烧仿瓷名家李春生借来真样子，照着烧造的。他还烧出仿康熙天蓝釉小瓶，雍正胭脂水小碗和水盂。古铜釉、天蓝釉他仿得好。李春生烧窑做仿似应在陈建侯之前，他们与刘勉之在仿制古瓷上都达到很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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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琉璃厂》 第二部分
架小窑烧制“仿官窑”瓷器

   在北京就地架小窑烧制“仿官窑”瓷器
   鉴定明清官窑瓷器，除了要区分是不是民国年间后仿的外，还要鉴定出是不是原胎后挂彩。1900年后，官窑瓷器逐渐走入市场公开买卖后，清廷内务府管理的北城瓷窑厂被琉璃厂的古玩商发现了，那里面存放着历朝选剩下的官窑瓷器未上釉、彩的胎子。此前，他们接手的瓷器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没法子变化加工。如果有破碴，最多是粘修一下，或请首饰楼给镶个银口，瓷器的画面是无法改变了。发现了这批旧胎，就可以在官窑瓷器素胎上挂上各种彩色，架上小窑再烧，烧出各种仿官窑的精瓷。

   在清末这种仿活儿就悄悄开始了，首位是来自景德镇的，有绘画、填彩、上釉、焙烧“全活儿”手艺，叫詹远广（一作詹元广），在北京东城秘密给几家古玩铺做精品活儿，是内务府订的，烧出来与官窑原品一模一样。他还有一个绝招：出窑后他能去掉“浮光”、“彩刺”，手感像出窑多年的古瓷一样，很难鉴定出是后烧的。这位詹爷活儿应得少，又做得慢，收费很高，还不收徒弟。究竟他全做了什么精品都不大清楚，手艺当然也没传下来。对此，还有另种说法：当时居住在北京的詹远广曾受郭葆昌委托，秘密仿制“洪宪”款瓷器，还说是詹与其徒郑乃衡联手制作。这与后来“洪宪”瓷一度在市场上数量不少，从逻辑上说，非仅詹氏小窑所能完全承担，恐怕与京津一些专做“民仿官”的大细瓷庄分不开；至于郭曾有公开否认过，是否背后又从事过这类事，还须仔细辨识。

   在这位詹爷之后，还有一位詹兴祥，江西人，景德镇烧窑的，窑上功夫好，也能修补瓷器，还偷学填彩、上釉。刚来北京时，他主要是修补瓷器，琉璃厂哪家古玩铺的瓷器有碰坏掉碴，就找他给上釉过火补上。这活儿也不好做，胎釉要和原件差不多，配料配色也有一套技法，焙烧火候要合适，这样烧出来，补碴的那块釉能和原件混成一色，看不出破绽。某书上有“琉璃厂东南园有小瓷窑，烧造仿制官窑器。”前句可能属实，后句可能为虚，但北京琉璃厂有小窑烧瓷器，供给古玩铺和收藏者，确是事实。电视剧《人生几多秋凉》中就有关于琉璃厂有小窑烧瓷器的描写，有生活依据。后一位詹爷，就是后来能做后挂彩了，恐怕也烧不出电视剧中的仿官窑御瓷的“渣斗”那样的瓷器，若再挂上杏黄彩，就成为黄地青花云龙，属宫廷陈设器皿，身价就高了。据说，有四对雍正官窑斗彩盘，盘的外部是斗彩花卉，盘心是素白，找詹爷给盘里也挂上斗彩。斗彩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彩瓷工艺，他做不了这个活儿，只在盘子里做了五朵粉彩花卉，而且斗彩加粉彩倒是别致。可是内行人一看就明白，粉彩是后挂的。就是这样，今天这几对盘子，送到拍卖场，价钱也低不了。

   詹兴祥1931年收了一个河北徒弟，叫刘永清。他继承发展了师父的技艺，从练习绘画、写字、写年款，钻研配色，试验比较开始，摸索出仿制青花、粉彩、斗彩、五彩和一道釉瓷器的色料比例，掌握了青花加彩、填彩、染彩、点彩、覆彩等技巧，琢磨出烧造各类彩瓷和青花瓷的炉温火候，他在瓷胎上画出的花鸟也很细致，十年苦工，可称青出于蓝而蓝于蓝。

   他从20世纪30年代末，就自己独立耍手艺，给北京各古玩铺做后挂彩的活计，手底下非常漂亮，但他不能出头露面，要是让人知道古玩铺有后挂彩的师傅，那东西就有假，买卖不好做，也让人瞧不起。从30年代末到40年代末，是他技艺发挥最好的时期。他一生绘制、焙烧了仿明清官窑的彩色和青花的瓷器精品上千件，今天若出现在拍卖市场上，都会价值十万、百万，可他一生清贫，一件瓷器也没有他的。

   建国后，他在首饰厂工作，还是个耍手艺的工人。1958年他竟然被错划成“右派”，受了一些苦，他的技术也不受重视。改革开放后，他被通州一家社办陶瓷厂聘为工艺师，烧造仿官窑瓷器，由出口公司包销，卖往国外。但他没干长，就辞职了。他技艺高超，脾气倔强，思想保守，绝活从不传人。他在一些企业中，把绘画、填彩、写款等简单的活教给徒弟。配料、搭色、焙烧和仿制康熙青花、青花釉里红的技术绝活，则保守秘密。夜里他关门闭户，一个人做好颜色配制，然后交给徒弟；焙烧时，他一直守在炉旁，出炉才离去。仿制官窑瓷器，从做胎、绘画、填彩、上釉、焙烧，他一跟到底，关键活不许别人伸手。就是喝醉了酒，也不露出自己的绝活半句。几方面都想把他的绝活留下来，因种种原因没能实现。

   这位身怀绝技的老艺人，1989年病逝，把一身技艺给带走了。

   虽然上述种种都与古玩的仿、假有关，但也必须承认他们的仿制作品有相当的水平，有较高的艺术性，也是一门功夫，而且其中不乏精品。这在仿作名画、治印上皆然。这批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不能因为他们做的是仿，而对他们小觑，故而记下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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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琉璃厂》 第三部分
半世纪大发展

   南纸业
   荣宝斋：三百多年历史 半世纪大发展

   现在人们去逛琉璃厂，走入西街，就会发现金碧辉煌的名店荣宝斋，从琉璃厂西街东口路北的萃珍斋西侧起，直到西街中间路北的翟家胡同，半条街全部为其占用。这是琉璃厂的最好地段，大约从旧门牌82号到100号以上，过去这里曾开设有一系列名店。据笔者60年前的记忆，从东往西数大概是：82号会文堂新记书局，83号铭珍斋韩家的大宅子，84号今故宫古瓷鉴定大师耿宝昌当掌柜的振华斋古玩铺，85号冯恕冯公度题匾的公慎纸行（后改为开明书店），再就是86号的荣宝斋的原址，其西87号，有个房子很好的参局子，是东琉璃厂韵古斋古玩铺韩少慈先生家的产业，再往西是崇古斋古玩铺、式古斋古玩铺、伦池斋字画店、铭珍斋古玩铺、北京书店、北新书局等。现在完全成为了非常气派、内外很具中国民族建筑和文化艺术传统风格的荣宝斋了。

   我们家在西琉璃厂82号后院，荣宝斋是86号，中间相隔3个门，是近邻，对他们较为熟悉。老荣宝斋是个五间门面的南纸店，也是琉璃厂的唯一。它的建筑比较讲究，中门为稍内缩的双开门，两侧是东边一间、西边三间，上为玻璃窗，下墙外贴花瓷砖。这在琉璃厂的铺眼中，尤其是出售传统文化产品的老店中也是凤毛麟角。它的东侧有一条宽不到一米的南北向的小胡同，叫井院胡同，我走进去过，却没一直走到头，不知道它是死胡同，还是能通向安平里师范大学南墙外；只知道胡同里头有个印珂罗版的小印刷作坊，西墙里还有一些房舍，另有小门，可能是荣宝斋后院的生产作坊。

   过年时有厂甸，西琉璃厂东口是个鲜花市。各铺眼都上板停业休息，卖鲜花的就在路北有太阳照射的上了板的铺户外摆摊。早年北京冷，过年时的鲜花更诱人，不是现在的这种散装鲜花，而主要是盆花，正开着的经过盘枝的腊梅，粉白花的花朵中散发出阵阵幽香，最受欢迎。这鲜花市从80号晋雅斋，一直摆到86号荣宝斋。各铺眼都上板，只荣宝斋虽也停业，却不上门板，在玻璃窗上以各种国画对外贴挂，四扇玻璃窗内挂满了国画。人们走到这里，可以低头看鲜花，抬头看国画，这又是琉璃厂的“独一处”。其他字画店也有这种规矩，不营业却下板、室内挂画，可是它门面小，门前没有鲜花卖。

   我们和荣宝斋中间仅隔三个门牌，相隔二十多米，称的起是老街坊。我少年时，对荣宝斋的经理王仁山，伙友柳、田二公（恕我一直未问其名，因为年岁相差很多），皆以先生称之。我上了中学，有时也去他们那里看看。因为都认识，他们很热情。以至这种亲热的老街坊的关系，一直延续到今天。有时我陪国外朋友逛琉璃厂，进了荣宝斋，虽然荣宝斋已经换了几代人，对我这个知底的老街坊照样非常热情，有求必应；甚至能进他们的贵宾接待院——就是原83号韩家宅子的中院，依然磨砖对缝、画栋雕梁，只是前院和大门道改建成了东店堂；正厅原来是“勾连搭”前后六间，现在把横竖的隔扇都拆了，成为一个60平方米的大厅，布置的很典雅，宽绰了，当然也不是原来的格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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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琉璃厂》 第三部分
老字号濒于危困

   老字号濒于危困 投巨资国家施援
   荣宝斋的前身是松竹斋，创始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到乾隆时，已是较有影响的南纸店了。光绪二十年（1894）松竹斋的主人又开了荣宝斋，作为松竹斋的连号。两年后，荣宝斋增设了“帖套作”机构，成为自刻、自印、自销笺纸的南纸店，其产品优于同行，名声鹊起，也为后来的享名国内外的木刻水印艺术品奠定下基础。

   古人过去用毛笔书写，一般用的是木版红色套印的毛边纸的八行信笺，直写，俗称“八行”。如果办什么事，有一封名人的“八行”荐书，等于今天高级领导一个批条、介绍信。这种八行毛笔信笺，今天仍然有卖的。有的人讲究，不愿使一般八行信笺的行货，而要求有自己专用的、甚至有一定装饰或堂号的信笺，包括有名中医的专用药方，这都要另行刻版专印，就需要使用帖套技术了。帖套，简言之，就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木刻水印行业，印制信纸信封、请帖通告，不是用现代印刷的有色油墨，而是颜料有色水，用木版刷印。这是一种手工业作坊的生产。帖套作在琉璃厂很多，技术、制品当然有高低之分。

   荣宝斋立号时，取“以文会友，荣名为宝”的雅意，请同治朝的状元陆润庠题写了“荣宝斋”的匾额，还有“蟠采”、“凝光”两块左右配匾，很风光的。现在这三块主配匾还悬挂在荣宝斋二层面街的翠檐下。据说，陆公题的配匾是四块共八个字，年代久远，现只悬挂了两块。这在原来的荣宝斋的老门面的照片上还可以看出来：正门上是主匾，另外四间门面上都挂有配匾，尽管看不清字迹，但四块配匾的挂法、规格都是一致的。请看在前一页刊出的另一张荣宝斋公私合营后侯恺、王仁山两位经理在店门前合影的老照片，显示的正门东侧的首块配匾露出的后一个字是“缛”，正门西侧的配匾的首字是“凝”，显系今存之“凝光”。这是与“缛”字匾相配的第二块。“蟠采”按尾字上仄下平的音序应是另一套的第三块；一头（即尾字是仄声“缛”的）一尾两块配匾迷失了或摒弃没有用。事情应发生在20世纪荣宝斋国营后大规模扩建时。现在悬挂的“蟠采”、“凝光”左右两配匾可能这不是原来的一套，按音节看是三、二块的另行搭配组合。

   1900年，松竹斋歇业，全部业务转归荣宝斋继承。它从创号的第三年起，就自制信笺，到20世纪上半叶印制了大量的优秀笺纸，还受鲁迅、郑振铎委托，印制了《北平笺谱》；重刻印制了明代《十竹斋笺谱》，继承了传统的拱花、套色木刻技术。1928年前后，荣宝斋经营得法，事业一度发展很快，在上海、天津、南京、汉口、洛阳都开设了分店。

   日本侵占我国大部国土后，资源匮乏，物价飞涨。日本投降后，紧接着又是三年解放战争，政治、经济更形混乱，琉璃厂的各行业大多趋向萧条，在战乱频仍时，谁又能关注文化事业的生存发展？到北京解放时，荣宝斋已经负债累累，难以维持，濒临破产。不得已只好卖房子还债。买主是北京师范大学。经理王仁山实不忍这已有300年历史、自己几十年付诸心血的文化老店一旦泯灭。就在签约前夕，他还在四处奔走，争取国家给予支持，借给适当资金，使荣宝斋这座文化老店能渡过难关保存下来。此事经出版总署立即报请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急事急办，很快得到批复：“为了扶助该店业务不致因经济困难而陷于停顿，以保存该店出版美术作品的特点而走向繁荣与专业化的道路”，决定由出版总署拨款旧人民币一亿元（折合今1万元，按当时物价，可购买黄金100两，或15间左右的四合院四五所）。新华书店总管理处木印科（原石家庄大众美术社）与私营的荣宝斋合营，派侯恺为公方代表，出任经理，原私方经理王仁山任副经理，完成了有历史意义的北京第一家私营商业的公私合营。1950年10月19日，公私合营后的“荣宝斋新记”开张，郭沫若给题写了匾额。同时，荣宝斋新记也与各地分店断了关系。1951年，荣宝斋陆续召回困难时被辞退还乡的技术工人，又吸收了一些青年进行培训，并将荣宝斋划归隶属于人民美术出版社。1952年，私方被迫拍卖股权还债，国家再次拨出资金四亿零四百万元，用于老荣宝斋偿还债务，也就把私方股权全部赎买为国有。荣宝斋转为国营后，走上兴旺发展的50年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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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琉璃厂》 第三部分
新生老店迈新步

   新生老店迈新步
   荣宝斋先公私合营再国营，只不过一年多的时间。这在北京的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是先行者，侯恺当时大概也就30岁左右，每天早晨步行上班，穿着很朴素，为人很和气，一路上与琉璃厂的老少点头打招呼。那时共产党进城不久，干部作风好，平易近人，尊重群众，口碑甚佳。

   我对书画知之不多，也没有太多兴趣。例如厂甸那时过年设市时，在南新华街上路东有画棚子，用苇席平地搭起来的，有顶；南北有门洞，棚内挂的全是字画，比较一般，很便宜。画棚子从西河沿一直排到电话局胡同口，一个连一个，只把师大附中、附小的校门留出来。我们下学时常穿着画棚子走，主要是避寒躲风，没怎么注意里面的书画，包括后来毕业于北师大美术系、当过首都师大美术系主任、我的中小学同窗、油画家王琦，也是这样串画棚子，而没有像高我们12年的师大附中的大学长、著名文物字画鉴定大家史树青先生那样：能以两角钱在画棚子里买到一幅台湾大书法家丘逢甲的字，而成为存世的国宝，他的能耐恐怕也是在泡琉璃厂中得到的。这真使我这生长在琉璃厂、在这里居住了30多年的人汗颜。记得1952年，我拿到第一笔稿费旧人民币13万元，当时完全能够买一幅齐白石3到4尺的画——那时国画价钱极低，齐白石的作品每尺才2至4万元，其他名家的画还便宜。可是我没有也不懂去买画，而去买了一双皮鞋，追求穿着神气。真是昏聩之至。

   我家本与荣宝斋没什么来往，可人家却找到了我们。舍妹辍学打工，学的是烫金，师父是上海的。他们师徒几个拉出来搞了一个“申京记烫金社”，上海这方面的技术和设备要比北京高，专应精装书籍封面和其他物品的烫金、烫粉（颜色）。荣宝斋的田、柳二公找来了。这时荣宝斋承担着国家赠送外宾礼品的包装装潢，按尺寸用各色织锦缎制作装礼品的锦匣。锦匣上要烫赤金字的上下款，由书法家写出制版。我们同院的连联书店被迫停业后，连前面会文堂所用的房子，一并租给上海迁京的综艺制版厂，制版、烫金不用出院子就全办了。荣宝斋这种活儿，质量要求很高，但数量很少，还很急，当然加工费也较高，多是老师傅谈凤山先生亲自动手，弟子们打下手，要用上海买来的大型烫金机。这种合作持续了三四年，直到1956年后手工业改造成立合作社，“申京记”入社迁出，荣宝斋再有加工活，就找合作社了。

   这些礼品性的烫金加工中，有一件事留下的印象很深：第二次世界大战英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访华，由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设宴欢迎。宴会主宾的请帖以至菜单，都是织锦缎托裱后做的，上面要烫赤金字，又是数量很少、时间很急。田、柳连声说：“政治任务，务请帮忙。”谈先生立即停下其他活儿，上版做有周恩来具名的请帖，以及菜单。田、刘就等在旁边。做出的活儿，真漂亮！活齐了，点数收走，铜版也立即拆下拿走，因为有周恩来的签名制版，不能留在外面。

   田、柳二位不时来我们院，本来就是熟人，有了业务来往就更熟了。古玩、南纸店的人非常讲究规矩礼节。田、柳此时虽然脱了长袍，换了干部服，样子还是老派。有时要等活儿，就到我们家里坐会儿。他们透露出荣宝斋正在木版水印上努力突破，从帖套信笺往复制名画上发展，首幅选的是徐悲鸿的《奔马》，由徐先生不时前来指导。我虽然对国画知之甚少，但对徐悲鸿的“马”，我是深为拜服的。木版水印的《奔马》出来，神形兼具，足可乱真！此作诞生于徐悲鸿先生1953年深秋病逝前。名作虽是复制品，但广大百姓购买的起，能不时欣赏这幅盖世名作，这终于和名作只被少数收藏家珍藏于密室、众人无缘得睹不一样。我在周围的古玩字画店里见过徐先生的真迹，一比，一点儿也看不出是木刻水印的复制品。而且售价非常便宜。记得到了1983年，一对新加坡的老夫妻通过香港朋友到大陆看京剧并筹划拜师，我帮了点儿小忙，临行时我总要备点礼物送别，太好的我买不起，就到荣宝斋买了一幅木版水印的徐悲鸿的《奔马》。客人接过看后大吃一惊，竟提出这幅画让不让出海关，他以为是真品。我告诉他们，这是荣宝斋第一次成功的木版水印精品闯世之作。客人连说：“这幅画要比我藏的徐先生的真品要高、要更富有神韵，看不出是木版水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