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琉璃厂(部分)（小说，非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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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琉璃厂》 第三部分
笺纸制作打下基础(1)

   笺纸制作打下基础 木版水印名作迭出
   据荣宝斋有关资料介绍：木版水印由传统的“饾版术”而来，其历史悠久。唐朝的“夹缬”、五代的“印织填色”，为其先声。两宋的“镂版印染”和彩印《东方朔》的出现，说明木版水印已诞生成形。元、明年间，则有朱墨套印的《着今图》、《花史》和《十竹斋笺谱》、《罗轩变古笺》等，则说明此项技艺已达于完善成熟阶段。

   荣宝斋向以木版水印的笺纸闻名于世。笺纸也称诗笺，或信笺，专指以传统的雕版印刷方法，在宣纸上印以精美、浅淡的图饰，作为文人雅士们传抄诗作或信件往来之用，统称笺纸。它集诗、书、画、印于一体，具有国画的韵味。每张笺纸，可称是一幅微型国画，很具清新、淡雅，画面又常用典故，笔简意深，传统文化的意蕴浓郁。把笺纸中的佼佼者加重颜色，集结成册，即成笺谱，既是书房中清玩鉴赏之物，又是后人借鉴制笺传统、发展木版水印艺术的重要资料。

   印制笺纸是荣宝斋1894年开业后的主要生产营业内容。自1896年在其东侧的井院胡同2号设立了帖套作后，就开始自己印制笺纸，有画家刘锡玲绘的《聋道人百种时笺》、《七十二候笺谱》和《二十四节气封套》。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他们刻印了大量新风格、高品位的笺纸。据郑振铎所记，他在荣宝斋就见到了林琴南的山水笺，齐白石的花果笺，吴待秋的梅花笺，齐白石、王梦白等人合作的壬申（1932）、癸酉（1933）笺，仿成亲王的拱花笺等，有“似较清秘（阁，西琉璃厂另家历史悠久的大南纸店）为精”的评语。正因如此，1933年鲁迅、郑振铎在北京搜集编辑的《北平笺谱》6册330种中，由荣宝斋刻印了65种；还被委以负责全谱汇总、装订。1935年荣宝斋自己编印《北平荣宝斋诗笺谱》，一函两册，收入笺纸200种，罗振玉为函套题签，溥雪斋给扉页题名，寿石工作序，高度评价。可见当年盛况和影响。

   1935年重刻《十竹斋笺谱》，是荣宝斋制笺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由于《北平笺谱》的成功，鲁迅、郑振铎决定委托荣宝斋重新刻印明代著名的《十竹斋笺谱》，共四册，笺画261幅（应283幅，缺22幅）。从1934年开始，包括勾描、刻板、刷印、装订，历时七年，1941年才全部完成。鲁迅并没有等到全笺完成就谢世了，但他在1935年春收到《十竹斋笺谱》第一卷时，喜悦至极：“我虽未见过原本，但看翻刻成绩的确不坏。清朝已少有此种套版佳书，将来怕也未必有此刻工和印手。”郑振铎的评语是：“持较原作，几可乱真。”后郑又获得另一版本，有缺失之22幅画作中的21幅，仍缺卷四香雪八种的最后一幅梅花，用王宗光临摹的代替，总算凑齐。至此明崇祯十七年（1644）刊成的《十竹斋笺谱》目录上的283种笺画全部重现于世。这些都是在原老店经理王仁山的主持下完成的。1952年新荣宝斋按全目重新刻印，之后又几次再版，最后一次重印是1999年，都保持了原版的韵味，达到原有艺术水平。

   1951年又出版一部《北京荣宝斋新记诗笺谱》，两册，笺画200幅，齐白石题签，叶恭绰扉页题名，郑振铎作序，高度评价。后又有1955年出版的《荣宝斋诗笺谱》四册，收笺画200幅；1958年重刻《北平笺谱》；还出版过《梅花喜神谱》等。他们除了出版笺谱外，还印制了大量应市的笺纸。初步统计，自1896年后，他们印制的笺纸，至少在两千种以上，大多为名家所绘。以《十竹斋笺谱》为代表的木版水印制笺技术，升华到历史最高水平。在20世纪后的百年中，尽管我国社会发生了大动荡和大变革，荣宝斋的制笺业始终不辍，实践出真才，这方面他们有极大的提高发展。

   荣宝斋的笺纸，木版水墨套印的丰富经验和高超技术，是后来他们向木版水印名家名画进军，攻下一个又一个难关，达到出类拔萃的世界水平的基础。没有当初的笺谱笺纸的刻印，焉能有后来成就那么高的名画古画的木版水印的大量复制，从而使中国优秀传统艺术发扬于全世界。

   事实上，荣宝斋在木版水印名家大幅画作的首次尝试，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张大千从西南后方北上重返北平后。张与荣宝斋的王仁山经理友情深厚，王提出为张的新作《敦煌供养人》木版水印，以广为流传。张开始不大信任，以为荣宝斋印点小幅信笺尚可，也乐于为他们画点这些方面的作品；大幅作品恐难以胜任，看在老朋友的面子上同意他们一试。不想功毕事竟，效果奇佳，以至张大千一时也难以分辨真迹和复制。这是木版水印技师田永庆的努力成果，也是他们试印大型国画精品的开端。木刻水印此画可能没有批量生产，却积累了经验，为八年后开始大规模印制木版水印的徐悲鸿、齐白石和其他当代国画大师的名作奠定了基础。而张大千极少绘制信笺纸，却多次为荣宝斋专作信笺画稿，供木版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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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琉璃厂》 第三部分
笺纸制作打下基础(2)

   到20世纪40年代末，荣宝斋的业务陷于风雨飘摇中，维持尚且困难，无力再开辟新品种。公私合营继而国营后，实力大增，又谋思开发新品种。这时徐悲鸿看到他们印制的《齐白石画集》，大为赞赏。一天下午，他拿来他的杰作《奔马》，对经理侯恺说：“一个英国朋友想要这匹马，但这匹马我也很喜欢，有点舍不得，不知你们可不可以用木版印一下，再送给他。”侯经理立即表示可以试试。随即领他到刻印车间，看了勾、刻、印全过程，徐增强了信心。半个多月后，新荣宝斋的首幅木版水印的徐悲鸿的《奔马》就印成功了。徐先生非常满意，还谢绝稿费，并在开始售卖时亲笔签名以示支持。后来他又拿来一幅《马》，对经理侯恺说：“这幅《马》我觉得还不错，只是这条后腿长了点，有没有办法给修修，再印。”侯恺说：“这容易，复制勾画时，把他缩短些就成了。您看去掉多少合适？”徐先生用手指甲在那条显得长些的马腿中间上下画了两条印。印制中，徐先生不时来观看，当他看到试印出《马》的局部样张时，高兴极了：“修改得简直天衣无缝，真是好手艺。中国画一笔下去就见效果的，发生一些笔误在所难免，往往整幅画看上去还很好，可是有一笔发生笔误，去也去不掉，很影响情绪和效果；丢弃了吧，又可惜，很矛盾。用这种方法，可加可减，就把笔误给补正过来了，这真是一门好技术。”
   自木版水印徐悲鸿的《奔马》大获成功后，荣宝斋没有停步，继续在木版水印名画上努力，步步迭升。在20世纪50年代，荣宝斋先后印制了徐悲鸿的《芋叶双鸡》、《鱼鹰》、《漓江春雨》、《风雨鸡鸣》等共18幅画、大小不同规格版本20多种。他们在齐白石的具体指导下，又成功地完成了其水墨画《白茶花》的木版水印。完成后，把原作和木版水印画放在一起，难分轩轾，连白石老人也说：“分不清，分不了。”之后白石老人的很多作品，都经荣宝斋木版水印化，得以广泛流传。故有荣宝斋的木版水印画是靠“徐、齐起家”之说。其实，好多名家的画作也早就被荣宝斋木版水印化，如吴作人的《鹰击长空》、《金鱼》，黄胄的《新疆舞》，吴冠中的《故乡》等等。

   木版水印名画的原理与刻印笺纸相同，但工艺要复杂得多。虽也源于中国古代雕版印刷的“饾版”套印，却与笺纸等一般套印有所不同。它是根据画稿笔迹的粗细曲直、圆润刚柔，设色的深浅浓淡、向背阴阳，进行分版勾摹。分别刻成若干块木版，然后对照原作，由浅入深逐笔、逐色地依次叠印，力求逼肖原作，精准无误，足可乱真。其工艺程序包括勾画、刻板、刷印三个过程：一、勾画：由画师先分版分色，即把画稿上所有同一色调的笔迹，刻在一套木版内，画面上有几种色彩即定成并做出几套版；然后按照分就的套数用墨线勾在一张透明的纸上，并要求把画面深浅浓淡的层次和笔墨情趣如实地反映出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活，要求勾画者有相当的国画修养，甚至自己也是画家。二、刻板：刻者先将勾好的透明纸反贴在较坚硬的木版上，参照原作，细心领会作者作画用意、画面情趣，依据墨线，持刀如笔，惟妙惟肖地把原作技艺、神韵雕刻在木版上。这也要求刻者在国画上有相当的修养，还须刻工精湛。三、刷印：各分版刻成后，根据原作的纸、墨、色等用料和神韵，依次逐版套印成画。这和传统的木刻水印的各种画作没有大区别，但印的是名家名画，与一般的套印年画不同，要求刷印者也要掌握一定的绘画技巧，在充分了解勾描、刻板工艺后，再用刷印技艺，以轻重有别的手法，追摹原作风貌，传达原作精神。荣宝斋店堂中高悬的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木版水印的精品画作，就是经过这三个程序制作出来的，最后再精心装裱。

   他们在当代画家的名作的印制上硕果累累，但觉得不能仅此而已。当时画作价格不高，再大量木版水印，售价更便宜，对繁荣国画创作也有不利的一面。他们就把目光移向著名的古画精品上。这类作品流传在世上很少，往往被收藏家或博物馆珍藏，一般爱好者难得一见。若能选择一些古代名画使其木版水印化，而使更多的人能欣赏到、悬挂在堂中，那是极有意义的。早在徐悲鸿先生在世时，鉴于他们在木刻水印画作上的突破性成就，曾建议他们刻印制作任伯年的作品，更促进了他们复制古代名画的决心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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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琉璃厂》 第三部分
笺纸制作打下基础(3)

   1954年，他们成功地印制了清代王云的绢本山水《月夜楼阁》，填补了1300年来雕版绢本印制的空白。1956年木版水印著名古画《簪花仕女图》成功，国家曾把此画的木版水印品作为国宾礼物赠送。之后，荣宝斋对古代名画的木版水印步前进，由小而大，由单幅而巨幅名作，步步迭进。在单幅精品中有《马远踏歌图》、宋代的《出水芙蓉》、宋代刘松年的《秋窗读易图》等。20世纪80年代，则以相当精力进行中国大型著名古画的木版水印化，先后有《韩熙载夜宴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和《清明上河图》成功问世。这三幅巨画的木版水印可不简单，不可能像当年初制徐悲鸿的《奔马》那样，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都是反复研究捉摸，费时费工，刻板几千块，刷印几千道，历时数载才成功面世。
   《韩熙载夜宴图》是五代顾闳中作。顾是南唐李后主李煜在位时的画院画师，擅画人物，《韩熙载夜宴图》全卷包括五段，有46个神态各异的人物，以及当时的屏风、床帐、桌椅和饮宴器皿等，如实地艺术地记录了当时社会上层的豪华挥霍生活。画作全部用青绿、朱砂、赤金等重彩敷色，显示出宫廷画的华贵豪奢。在技巧上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关于此画还流传有一个故事：韩熙载是南唐大臣，和李煜在政见上有所不合，引起李后主的猜疑，遂命顾去韩府看看，顾回来画了一幅画，表明韩就是饮宴享乐，没什么政治打算，去掉了李后主的猜疑，化解了君臣矛盾，彼此你作你的词，我喝我的酒，最后把南唐江山拱手让北宋赵匡胤灭掉。可是顾闳中为后世留下一幅传世名作。

   荣宝斋木版水印复制此画，历时八年，雕刻木版1667块，印制时使用与原件完全相同的材料和珍贵颜色。由技艺精湛的技师陈临斋临摹勾描，张延洲刻版，孙连旺刷印——人们看到这惊世的作品，不能不言及为其费尽心血的制作人。此作只印了30幅，供各博物馆和收藏家收藏。此画出色地复制印成，标志着中国传统艺术——木版水印画的新发展。

   《韩熙载夜宴图》的复制成功，促使荣宝斋向复制又一部中国古代巨作，唐人张萱绘、宋徽宗赵佶临摹的著名古画《虢国夫人游春图》进军。此画原件已是国宝，在复制前还要再一次临摹，由溥雪斋先生高足冯惠莲女士临摹于20世纪60年代。临摹本的气韵、线条、色彩效果完全能与原本媲美，是冯氏临摹生涯中的铭心绝品。为了追求临摹品形神双具，与具体描绘细节一点儿不走样，有时竟为一根线条、一块敷彩、一束发髻，反复修改多次，废寝忘食在所不计。摹本的成功为木版水印的勾、刻、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勾描择套由著名人物画家李伯实先生担任，他将此幅画分勾出500套版样。因画面上的人物服饰、马身、鞍鞯，多为繁密而细腻的图纹，且间有断裂或脱落，在勾描时必须反映出这种残损而又含蓄自然的原有效果，才能在刻印之后，重现古典作品的风韵。李先生巧运妙笔闯过了第二道难关，但未及全部竣稿而离休，再由木印大家之女方工接续完成。负责雕版的张延洲，已有《韩熙载夜宴图》雕版的成功经验，再次以刀代笔，将此卷的各种曲折、粗细、刚柔不同形态的线条，雕镌于坚硬的黄杨木上。刻板过程中，也要反复审读原画，对照原作进行修琢，力求惟妙惟肖地表现出原作的笔墨情趣，栩栩如生的人物和环境的内部和外部特征。张先生在绘画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能刀笔如一地进行雕版再现的创造性劳动。印者王玉良经验丰富，持木版刷印有年，擅印绢本，曾独自印制《韩熙载夜宴图》局部，后印《虢国夫人游春图》，历时数年，敷色印染，实非易事。如画中那匹雄健的黑色骅骝，色深而又滋润，墨色还有变化。他据原本的敷色特点，先掸印赭色，再印以掺着花青、胭脂、藤黄的深墨，反复压印，直至酷似原作。画面的人物眉眼、服装纹饰、鞍具马尾的线条，俱呈织细而又柔韧的状态。刻在木版上的线条，有的细如头发，如何印出与原作一致的效果，王玉良凭手感，以绘画用笔掸色的手法，创造性地进行布色，获得逼真、乱真于原作的艺术效果。

   此画的木版水印件，1992年春正式面世，若从临摹原本算起，几位修养精深的专家倾注全力，前后断断续续历时二十多年，终于以木版水印复制出在《中国绘画史》上有重要地位的著名古画《虢国夫人游春图》。荣宝斋自此件起，重大作品的复制性创造，专门设置了整体策划和责任编辑的职务。此画由孙树梅担任此职。取得成功经验后，孙氏又用之于宋代传之千古的名画《清明上河图》的木版水印的复制上，担任责任编辑和设计。

   北宋张择端的长卷《清明上河图》是盖世奇珍、画中瑰宝。更为少见的是这是一幅超长卷民间风俗画：高25.8厘米,长534.6厘米，卷前有宋徽宗赵佶的题跋和用印，后幅有金、元、明13家题记，印记90方，另半印6方。此画原为清宫收藏的珍品。1924年溥仪被驱赶出宫时，将此画携出，后藏于长春伪满宫内。1945年日本投降，伪满势力作鸟兽散，此画和其他许多珍贵文物一度散失民间。后被辽宁博物馆发现《清明上河图》，将其收回。1954年文化部将此画调京，交故宫博物院收藏。1973年重新揭裱，这就是一项很大的工程。之后将这幅名画长卷交荣宝斋以木版水印复制出版，就提上了日程。

   荣宝斋组成了一个技术力量最强的班子。勾描是魏惠兰、萧刚，刻版是张进申、苏志生、崇德福，印刷是徐新友，装裱是贾双凤，装帧是王学春。从他们当时的工作照片看，男士穿的还是的卡中山服，时间大概是20世纪80年代；人员年龄都在50岁左右，显然是荣宝斋50年代后成长起来的一批新的技术骨干。此卷的题跋部分只选用了原来13家中的最主要的两家复制。共雕刻木版2150块，历时七年多。长卷著名古画《清明上河图》，以十分逼真、传神于原作的巨画，呈现在广大民众面前，不能不让人拍案称奇！

   荣宝斋向以木版水印著名画作享名于世，为国内外的人们敬服。其实他们从1945年试制张大千的《敦煌供养人》起，到古画长卷《清明上河图》的非凡成功，时间不过50年，而且主要在新中国、国营后取得的；不断的努力艺术实践和探索，终于使他们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木版水印，攀登上过去不太敢想象的艺术高峰，进而以超凡的作品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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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琉璃厂》 第三部分
精工装裱施绝技

   精工装裱施绝技 极度破损能复原
   中国的书画，作品本身的艺术水平当然是决定性的。但好花还需绿叶扶，一幅水平不算太突出的书画，若好好装裱一下，立时能抬色不少。

   装裱字画是琉璃厂的主业之一。虽没有人统计过，总不会少于几十家。在街面上，在胡同里，在土地祠等庙里，都有裱画作坊。人家也有字号：某某斋、某某居、某某山房，很漂亮。

   裱画业也是少年时三年零一节学徒，这与琉璃厂其他行业一样，只不过这行更苦更累挣钱不多，虽然有不少人身怀绝技。看看他们吃的就明白：一年四季是窝头，还“长吃菠菜，老吃韭菜”。但还要加个“了”字，长了老了才吃，那时菜的价钱便宜；肉只能逢年过节才有。有个笑话：裱画铺里伙食苦，吃块豆腐都很难得。有一次吃熬豆腐，一个徒工猛吃，有人劝他给别人留点，他低头一边吃一边说：“别拦我，豆腐就是我的命！”后来过节吃炖肉，他又猛搂狠吃。师兄弟问他：“豆腐不是你的命吗？今天怎么不抢了？”他回答：“我今儿见了肉，就不要‘命’了！”

   过去裱画铺、乐器铺、小器作、冥衣铺、帖套作、修旧书的装订作坊里，有绝招的能人不少，可是他们挣的要比琉璃厂其他行业少，尊重他们的只有真正了解他们并有求于他们那手技术的人。这种情况在北京解放后开始有所改变。

   荣宝斋作为专营字画、南纸、木版水印者，装裱是他们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本来荣宝斋内就有相当强大的字画装裱班子。事业在迅速发展，他们对字画装裱力量的需求量很大，尤其在木版水印徐悲鸿的《奔马》一炮打响后，只靠召回店铺困难时不得已离柜回家的老师傅，一时仍难敷需要。1956年三大改造，成立了宣武区裱画合作社，改个体劳动为集体劳动。这些琉璃厂的裱画好手，合作社的裱画案子还没捂热，1959年就被荣宝斋整个儿给端了过来，组建成实力雄厚、北京首屈一指的装裱车间，由裱画圣手张贵桐率领一批老哥们，带着年轻的新手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张贵桐从小在琉璃厂随裱画名家赵翰章学徒，后来先后在融古山房、修本堂等处耍手艺，技术精湛，名气日起，参加荣宝斋工作后任裱画车间主任，出色地完成了好多重大任务。不仅如此，原来荣宝斋外加工的锦匣、装帧等好手，也趁机“收编”进来。

   扩大生产车间，房子不够，尽量收购左邻右舍的房子，以至好宅子，做生产用房。紧挨荣宝斋的西琉璃87号，是韵古斋韩少慈先生的产业，两个磨砖对缝的上等大四合院，原来租给参局子，荣宝斋要收购，最后由今还健在的韩少慈先生的令郎韩廉夫先生出面办了卖房手续，参局子关张搬走，荣宝斋进行了改建，扩大了生产。后来荣宝斋把东西两侧的房子陆续收用，扩大营业和生产面积。三大改造和私房国家经租后，商店合并，原房和原私人住宅都控制在国家手中，荣宝斋扩大用房就方便多了。所以它在60年代“文革”中，很快扩展到西琉璃厂半条街。

   大量房子归了荣宝斋，对他们的生产、经营、业务发展、影响扩大上非常有利，荣宝斋进展步伐之快是惊人的。还就装裱车间说，不仅承担着难以数计的日常新古书画的大量装裱工作，还在努力拯救抢修损毁已十分严重的古代经典书画方面，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例如，唐代绢本《女娲图》，因年代久远，已损毁到一触即破的地步，他们运用传统经验和现代科学技术，毫无损伤地装裱成幅，并使色彩稳固。辽代刻经本《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序卷第一上》和《通赞疏十》，原秘藏于塑佛腹中，年代久远，长期受潮，已粘连如棒，发现时就无法展观。由李振东等人抢修，使用了冲洗旧书画的传统工艺，成功地一点一点揭开了这部900年前的著名经卷，再作装裱，恢复原貌。另一幅明代绢本长卷，已酥裂破碎，无法展观此画，经李振东、李伯实（他还是木版水印的勾描大家）等三人修复、装裱，他们经过拼对、冲洗、托裱、全色后，原作的人物体姿丝毫不走样地呈现在绢本上。更驰名远扬的是，北宋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千百年来经过好多名家装裱，才得以保存至今。

   在以前的一次装裱中，由于画卷过长，画面上舟车、桥梁、市肆、街道密集，裱画师给接错了段落，人们一直没有发现。荣宝斋复制此画，张贵桐重新装裱，发现有匹驴少了一条腿，经过仔细查找，在画中另个地方找到了这条腿，才把画接顺了。人民大会堂的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也是张设计装裱的。

   经荣宝斋修复的损坏程度不一的历代名书画，数以千计，对中国传统文化事业的贡献之大，实难言表。这些平时并不露面的我国著名装裱大师张贵桐、王家瑞、冯鹏生、刘焕章等，埋头苦干，不断突破，把中国装裱艺术推上一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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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琉璃厂》 第三部分
收购精品藏国家(1)

   买卖书画事犹繁 收购精品藏国家
   出售当代名家精品字画，一直是50年来荣宝斋的一个主要业务内容。建国后，从老一辈的齐白石、徐悲鸿、于非闇、陈半丁、刘海粟，到王雪涛、关山月、潘天寿、石鲁、黄胄、李可染、吴冠中、黄永玉……中国一流书画家的精品，大多挂在荣宝斋待价而沽。今天依然如故，只不过又一批书画新人的佳作，也进了荣宝斋。荣宝斋不是随便什么人的书画都能进去卖的，那是一种高等级、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艺术界、书画界以至社会的承认。挂在荣宝斋里的待卖的书画，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是一个不要门票的精品书画展览。

   过去荣宝斋和琉璃厂其他南纸店，有为书画家“挂笔单”的传统。这跟古玩字画店收、售字画是不同的。笔单是文人撰写文章、鬻字卖画的价目表，即润笔的收费标准。标准多由本人或友好拟定，订出各种不同规格的书画、文章的润例。明码标价，顾客选择定货，书画家按时交件，店家按例收取一至两成费用，是中介性质。收买、出售字画的古玩铺，字画已成为商品，通过收和卖赚取利润，这利润有大有小，甚至也许“打”了眼，“漏”了货，视赝为真，或把真当赝，都可能赔大钱，严重的能把铺子拖垮。

   挂笔单是书画家自选某家南纸店为他收件、付件和收取润例即笔墨费，这也是南纸店的一项业务。南纸店不仅可在润例上提成，还可推销纸绢、笔墨、绘彩、印色等货物。据说为书画家公开挂笔单，还是荣宝斋首任经理庄虎臣在清末民初时的开创，又由其弟子、第二任经理王仁山发展起来的，使荣宝斋和近代书画家结成深厚的翰墨缘。其他南纸店也有这项业务，但不如荣宝斋做得好。这项业务开展好了，既有利可图，又可和书画界的上层人物结交，扩大本店的知名度。但真做好了也不那么容易。

   清末民初时，有不少是清朝遗老，当过状元、进士、翰林、尚书、侍郎，或是在民国接着做大官，他们书法好，绘画艺术高超，卸任无事，以书画古玩消遣，不以鬻字、卖画为生，却要表示自己宦游归来，“两袖清风”，为沽名钓誉而挂笔单。有的遗老笔墨丹青、金石篆刻的技艺超众，而生活确实陷入困境，需要一些笔墨钱，挂笔单以谋生。有的官大字画又好，脾气派头也随之而大，难伺候。当过清末内阁协理大臣、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以挂笔单挡住许多求字者，不仅润例极高，还不出“双款”，令人望而却步。

   也有隐居不求名利、不肯同流合污之士，擅书画篆刻，清高博才，如魏旭东、寿石工、陆和九、祝椿年等人，他们的润例人们较易接受。做过一任甘肃省长的清末翰林潘龄皋，真是清贫如洗，一直以卖字为生。

   庄虎臣、王仁山通过挂笔单，与当代书画家、篆刻家用不同的方法交往。同时还通过挂笔单、展销书画，帮助穷困的书画家、篆刻家推销作品，为宦海归来者，脸上贴金，还为卸任的大官僚挡了求书求画人的驾，免去笔墨应酬之烦，而荣宝斋也出了名、赚了钱。

   书画家成名，有不少是通过荣宝斋挂笔单、展销书画，向社会推荐而逐步出名的，齐白石、张大千是为典型。20世纪20年代，齐、张还不怎么有名声，王仁山深知齐、张作品不凡，努力将他们推荐给社会。张大千的十二扇山水通画屏风，展放在荣宝斋前厅；齐白石的作品挂在明显处，通过挂笔单扩大他们的社会影响。张、齐声名大起后，仍不忘与荣宝斋和王仁山结下的深厚友谊。

   20世纪50年代三大改造前，琉璃厂的南纸字画店大多沿用老例。1956年改造后，琉璃厂的古玩铺合并为文物商店。过去个人以卖字画为生者也被组织起来，同时对古玩、字画的收和售都有所限制，基本上取消了“挂笔单”的传统，且不准私人间买卖字画，包括自己的作品。当代书画家的字画只能由荣宝斋收。价格有规定，不高，按尺计；而后由他们标价出售。门市出售价和画家收入价往往能差十几倍，但只有这条路，别路不通，否则就是“犯错误”。通过这样的方式，荣宝斋收、售了大量当代精品书画。更因为他们是开放单位，可以向外国人出售，当然利润也是很大的。这样的经营已由传统的南纸店步入古玩字画店，而又有所不同：经营有相当的垄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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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琉璃厂》 第三部分
收购精品藏国家(2)

   以“文革”结束后的70年代后期为例，名家上等篆刻治印，荣宝斋付出的工价是每字1～2元，它的门市标价每字至少10元。有名气的已“落实政策”的国画家的作品，每尺付价最高不到20元，四尺画作，画家卖给荣宝斋，所得不到百元，此画出售价往往在千元上下。这种价格和价值的人为悖反，反而促进了书画、篆刻的私下交易。境外购买者也逐渐谙熟此道，托人直接找到书画、篆刻家当面订货讲价。这不是荣宝斋经营之过，而是僵化的体制、“左”的观念的桎梏。他们不能不执行这种自上而下的政策规定。文物盗掠一霸康生，以他的职务权力横行琉璃厂，曾给荣宝斋用左手题了一块匾，他们敢不挂在门前显著的地位吗？“文革”一结束，这块匾立即摘下。
   好多领导人在书画文物上有修养，常和荣宝斋有来往，偶有购买，也是公平交易。像前《人民日报》领导人、后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文革”中冤逝的邓拓同志，酷爱书画，有相当的修养，也是琉璃厂的常客。他陆续在这里买了不少古书和二百多幅名人字画，那时这些东西价钱很便宜，邓拓的稿费和工资还能应付。但碰到价高的珍品，他就囊中羞涩了。1962年，重庆的白龙平先生携其珍藏的苏东坡的名画《潇湘竹石图》来京求售，暂住在荣宝斋。因为现存的苏氏书法已经很少，画更少，一些人认为此画是赝品，荣宝斋没有收购。邓拓听说并看过后，认为确为宋画，上有26人题跋，其中有明代状元杨慎写的很长的一段竹枝词。邓拓决心购买，对方索价2万元，这实使邓拓难以承受。经朋友努力斡旋，售价降至5000元。邓拓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就以一个老顾客老朋友的身份，请荣宝斋暂垫5000元，由他们挑选他的藏画偿还。荣宝斋最后从邓拓的藏画中选出32幅抵还。而邓拓的藏画中，不乏倪赞、徐渭、石涛、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郑板桥、华岩等人的名画。若是他凭北京市委的主管书记强来，荣宝斋也不敢怎么着，邓拓是绝不会这么干的。而康生是经常这么干！邓拓还收购了一幅五代南唐大画家周文矩的《太真上马图》。此画早被文物部门认定是赝品，他反复考证后证明是真作，从而挽救了这幅珍品。邓拓费尽心血收藏的古画名画精品大部分捐献给国家，其他收藏最后还是毁在抄家的红卫兵手中。

   荣宝斋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充当民间博物馆，收藏名人字画和文房四宝精品。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们就开始了收藏近现代名人书画和文房珍玩。1960年国家拨专款15万元，用于荣宝斋收购艺术珍品收藏用。这就使他们大有周转余地。在“文革”前，民间流散的珍品文物字画较多，尤其在东北。溥仪的伪满政权迅速垮台，他们从清宫中偷带出来的文物珍宝包括字画，在逃跑中流落民间不少。后来北京的古玩商多次到东北寻找收购，还真能收到好东西。20世纪60年代，一个半大孩子，拿着一幅已经破损的古书法作品，包在包袱里到荣宝斋问要不要？收购人员一看，是米芾《苕溪诗》残部，大吃一惊，问他从哪里来？“东北。”这幅字怎么来的？“捡的，多少年了，再搁就全烂了，所以上北京问问。”收购人员商量后给价千元左右。这孩子喜出望外，没想到这幅残破了的字竟值这么多钱，马上点头答应，拿了钱高高兴兴地走了。他们再研究，觉得此件书法杰作够国家一级文物，价钱给定低了点，应该再给这孩子补添到1500元。按他留下的住处去找，他已经走了，而外地老家的地址不准确，没法子找到。这个故事说明荣宝斋作为国营商店，收购文物不蒙人、作风好。

   荣宝斋这几十年到底回收了多少珍贵文物，这是不能也不应公开的机密。我从一本《荣宝斋新记50周年》的纪念册上，看到他们“经年积累的典藏”一节中公开发表的一小部分藏物的图片，有明代的毛笔、笔架、明清古墨，钱大昕刻铭的梅花端砚，陈师曾刻铭的破荷砚，赵芝谦刻铭的雕凤随形歙砚，清卢葵生制、金农刻铭的漆砂砚，刻有王羲之《兰亭序》的大铜墨盒，各种红木镶银丝，镶玉的镇尺、画床、墨床，清雍正青花印泥盒，乾隆水盂和镶玉，镶象牙的铜水勺，高23厘米、宽16厘米、重4275克的“田黄王”，清世袭罔替和硕怡亲王允祥之子弘晓的各重945克的田黄大对章，各种田黄石、鸡血石、白芙蓉石、寿山石的造型奇特、历代名家篆刻的图章，柯九思的楷书《老人星赋》长卷，沈周的《恋容川色图》，文征明的《东皋图》，盛懋的《清溪鱼者》，吕纪的《双鹤图》，徐渭（文长）的《行书五言诗》，归昌世的《竹石图》，仇英的《松溪高士》，王原祁的《仿大痴山水》，华岩的《昭君出塞图》，李方膺的《风竹》，朱耷《凫鹰鱼雁四条屏》，刘彦冲的《水木明瑟》，赵之谦的《瓯中物产》，石涛的《山麓听泉图》，任颐的《渔樵耕读四屏》，邓石如的《隶书八屏》，郑板桥的《竹兰图》，吴昌硕的《红梅图》，黄宾虹的《山水册页选》，齐白石的《福寿图》、《朱梅图》、《借山吟馆》，徐悲鸿的《天马图》，傅抱石的《蜀江图》，潘天寿的《映日》，李可染的《奇峰深壑图》。图列的仅是他们所藏珍品的极少部分，已让人美不胜收、拍案叫绝。

   几十年来，荣宝斋收藏了元明清和近现代的各种门类的艺术珍品达数千件，是北京收藏这类文物最为丰富的单位之一。这些藏品除了供专业人员观摩学习研究外，还经常在国内外举办多次各种大型展览，把中国古代、近现代的著名书画大家的精品之作，介绍给广大的海内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书画艺术的爱好者，扩展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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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琉璃厂》 第三部分
荣宝斋内能人辈出

   荣宝斋内 能人辈出
   荣宝斋本来是一家业务范围有限的南纸店。虽然它历史悠久，货品精上，但在清朝中后期，它的地位和影响不如它的西边斜对门清秘阁南纸店。那时阁臣巨宦下朝回家（汉臣都住在北京的外城，内城住旗人，满汉分居），常顺路到琉璃厂小歇，落脚处常是清秘阁。这里门前设有搁官轿处，官员们在铺子里脱去官服，换上便装，喝茶休息后，就开始了他们在琉璃厂对金石文物、旧书字画的浏览品玩活动，当然免不了选购一些喜欢之物。清时的官员都是科举出身，有学问，对金石文物、旧书字画十分内行。清秘阁历史悠久、实力雄厚，又有这批大佬们光顾支持，理应兴旺发达，远胜于在它之后的荣宝斋（松竹斋且不论，其地位也在清秘阁之后）。进入20世纪后，荣宝斋的经营理念更新，发展步伐加快，在南纸业中后来居上，佳作迭出，声名鹊起，这与自1926年就担任荣宝斋经理的王仁山的努力、劳绩、开拓分不开。

   据今仍完整留存的荣宝斋1898～1948年“万金老账”上记载：荣宝斋1894年开张后，1898年投入周转资金3000两白银，由老“铺长”（经理）主持经营30年，累计获利98243两白银。老铺长庄虎臣过世，由本号之徒胡少堂代理三年，经营不得法，业务每况愈下，胡“不堪此任，辞退出号”。“刻有本号之徒王仁山，老成持重，万金可靠，今托中友人聘请王仁山接充荣宝斋南纸店铺长之职……”。听说这里面有一段人事矛盾斗争：胡少堂当上代理铺长后，是“武大郎开店——比我高的不要”，容不下能力出众、深孚众望的师兄弟王仁山，把他排挤出号，自己却把荣宝斋搞得一塌糊涂。东家“张德善堂”（过去一个富裕的人或家族常以堂号为代称，经营处理各种产业以至财产分配，这个堂号有法律权利，却不等同于企业字号），把胡某辞退，礼聘王仁山回来，1926年出任第二任经理。

   在他的主持下，荣宝斋的业务蒸蒸日上，在各地开设分号，总体规模扩大了四五倍，并与北京和外地的古玩业，合作得很好。又率先在1950年就实行了公私合营，进一步又实现了国营。他一直担任副经理，很好地协助经理侯恺，兢兢业业经营建设新荣宝斋。

   1950年，从解放区来的、只有30岁左右的侯恺，出任公私合营、很快就国营的荣宝斋经理，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到1984年离休，把大半辈子的心血都贡献给了荣宝斋。他团结广大职工，包括不少身怀绝技的技师能人，把一个比较老派的书画南纸店，发展建设成一个以书画为中心，包括文房四宝、篆刻印泥等各种新老艺术品的收售、复制、修复、装帧、收藏的新型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型企业，为国家做出巨大的贡献。侯、王二位是今天新荣宝斋的奠基人，又把它一步步推向前进，致有今天的发展规模。

   在侯恺之后，又由蔡金鹏、龚如甲、郜宗远继任经理，把前人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逐步走向世界。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客观上也使荣宝斋的发展如虎添翼，仅从1978年到1997年20年间，他们逐年在日本、香港、新加坡、韩国、美国、比利时、丹麦、匈牙利举行过45次大型展览，包括荣宝斋秘藏珍品、木版水印精品和中国多位近现代著名书画家的精选作品展览。在北京还举行了日本画家村田茂树的中国风情画展，北京、东京、南京的三京书法展，启功、金膺显书法联展等。年年皆有，岁岁不缺。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荣宝斋调整了企业经营策略，在坚持传统业务的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也稳步地在相关领域扩大经营。在1993年创办了荣兴文化艺术发展公司，经营名人字画、端砚古陶、古钱古印、翠玉牙雕、古旧钟表、剪纸泥人等几千个品种。1994年北京荣宝拍卖有限公司成立，已成功地举行了多次拍卖会，拍卖品涉及中国书画，古董家具，陶瓷玉器，中国油画、版画、雕塑等多种收藏领域，努力将现代企业发展模式与百年老店的优良传统相结合，树立“荣宝”品牌。此外还有工艺美术服务部，装饰工程公司，广告艺术公司等所属企业，活跃在传统文化品市场中。

   一个企业的兴旺发达，离不开拥有出众的各种人才，技艺高超，人品端正，而又善动脑筋，敢于进取。荣宝斋这半个世纪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发展，人才积累、能人众多是个重要的原因。荣宝斋内任何一个品种、部门，几乎都拥有在本行业内最突出的人才。前面介绍的木版水印、装裱、装帧、书画鉴定、珂罗版印刷各车间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本行的绝对专家。他们大多有很高的美术修养，能书善画会篆刻，在荣宝斋中，不通书法绘画，难于立足吃这碗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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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琉璃厂》 第三部分
关于湖笔

   关于湖笔
   徽墨店铺的变化不大，湖笔店铺则有兴衰更替。早年享有盛誉的有李自实、李玉田、胡魁章、贺莲青，之后有戴月轩、李福寿——毛笔店铺大多是以人名为店名。李福寿制的恐怕应属于京笔，琉璃厂原本没有这一号，1956年三大改造，把毛笔行业集中组成北京制笔厂，占了唐宋时的古刹延寿寺做车间，生产李福寿牌毛笔，在琉璃厂还用“李福寿”之名开设了门店。

   卖毛笔的李自实、李玉田、胡魁章不知是否还存在？我是没有留下记忆的。贺莲青、青莲阁有，位于东琉璃厂中间路北、胡开文徽墨的对面；戴月轩在其东，与老胡开文斜对门。还有虞云和、李尧臣、葑正泰湖笔店，名气不大。

   贺莲青与戴月轩是师徒关系，都是浙江湖州人。戴月轩从师贺莲青，出师后再帮师若干年，而后离柜自开铺子。贺莲青、戴月轩师徒的湖笔店同处一条街，且相隔不远。

   我小时候，先父带我到这两个店中都去过。贺莲青是店老客稀、一片萧条，有点日薄西山之感。好像老贺莲青已不在，是个老婆婆主事。父亲对她很恭敬，让我按南方规矩叫“婆婆”——祖母。到戴月轩就不同了，这里春意盎然，正值盛期，有股上升的劲头。父亲和戴月轩很熟，是很好的朋友，让我叫戴伯伯。他身材不高，年龄比我父亲要大九岁，很和气。

   戴月轩，浙江湖洲人，1893年生，1905年12岁时进京入贺莲青学徒，后自立为号，匾额据说是徐世昌题的，已迷失。现在的牌匾是陈半丁写的。半丁老人是绍兴籍，年长于戴月轩，是浙江同乡，过世已几十年，此匾亦有相当历史了。戴月轩逝于1963年。他的铺子中，也是朝南窗户下设有木案，几位师傅坐在那里择笔锋中的杂毛。陈列摆的全是各种毛笔，大小俱全。叶祖孚先生有文详细记述：“戴月轩前店后作坊，后面的四合院也是住家。笔工每天在临街的南窗下捡毛制笔……制笔的功夫在捡毛，能把废毛剔去，好毛留着，撮在一起，其中还有几根用作‘锋’的，即是好笔。一根好笔能用好几年，就是因为毛好。戴月轩还能代客修理毛笔，即书画家把用残了的笔送去，由他们设法添上几根好毛，就又可用了。现在一般商店卖的毛笔，大抵像刷子，绝没有戴月轩所做的那种好笔。戴月轩笔好，当然利润也高一些。从前他从湖州购进的小楷羊毫一封100支，现洋一块三四角钱，经他捡毛后卖两角一支，每支笔净赚一角八。”说得很好，只是“前店后住家”不确。戴家住在延寿寺街笤帚胡同一所四合院，与后来迁居于此的韩少慈相隔不远，韩、戴兄弟称，戴称韩七哥，孩子叫七大爷。这里我去过多次，也这么叫。

   据说戴月轩著有《笔谱》一书，详细记述了他的制笔经验。

   戴月轩这个字号，在公私合营后一度曾保留，“文革”中又予以取消，改成北京卡片商店。现在戴月轩的匾额重新挂起，门店油饰一新。可是里面货物很杂，与琉璃厂各店大同小异，失去了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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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琉璃厂》 第三部分
关于碑帖

   关于碑帖
   人们练写毛笔字，都要临帖。从描红模子学会执笔、舔笔、用墨、描写后，就要临帖练字了。字帖哪里都有的卖，不外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赵（孟■），大多是石印、铅印的，实用性很强。把这几种帖写好，再练行楷等，久之字写得就不太难看了。

   这只是初步。要想升堂入室，就要进一步下苦功，临摹研究著名的书法碑帖了。

   琉璃厂的碑帖铺出售的各种名碑的拓片（本）真迹，供研究、临写、收藏用，真有罕见的珍品。严格地说，碑帖与实用性的笔墨字帖不同，它应该属于文物范畴，好的碑帖拓本有极高的文物价值，何况其中还有不属于书法的石像、金文拓本。清末民初百多年来，琉璃厂有好多家有名的碑帖铺，如隶古斋、德古斋、聚古堂、尊汉阁、庆云堂等老字号，后来还有观复斋。二十多年前琉璃厂街道重修后，保留的名店字号，庆云堂和观复斋都在其列。

   庆云堂是陕西郃阳人杨姓开设于清朝末年的，据说匾额是李鸿章题的，可是在琉璃厂的名匾录中，却没有这块匾，不知确也不确。清末民初时，琉璃厂的著名碑帖铺不少，这与当时金石青铜器居古玩的主流地位相适应。庆云堂的经营在众多碑帖铺中并不太突出。自从1930年以后，张彦生来到庆云堂，经营大有起色，一直繁荣到今天。

   张彦生，原名国林，1901年生于河北省吴桥县，1915年来到琉璃厂已开设了60多年的著名的隶古斋碑帖店学徒。他有心有灵气又用功，没用多久就学会了拓、裱和辨认、收售碑帖的业务。他以年轻的后进之身，先后拜访并请教了宝熙、汪大燮、梁启超、李盛铎、徐森玉、罗雪堂、方药雨、于右任、龚心铭、陈淮生、朱幼堂、张伯英等收藏鉴赏碑帖的大方家，因此在鉴别碑帖的真伪、源流等传世知识上大有长进。1931年，他离开了居停16年的隶古斋，要开新铺子。资金、人员、开拓都要从头开始。他巧妙地借用了老字号庆云堂的名义，独立经营碑帖业务，类似于今天的租赁经营。他跑遍了山东、河南、陕西、江苏、湖北、四川、上海、广州等地收购碑帖，收到了各地名家收藏的相当不少的珍品，充实了庆云堂的货源。他在遍布全国的奔走中，结识了在书法、碑帖方面有高深修养的吴荩臣、陈文伯、柯昌泗、容庚、周季木、郭沫若、陈叔通等大家，碑帖方面的知识更渊博了。

   1956年公私合营后，张彦生任北京文物商店碑帖、砚台、墨门市部业务主任和文物商店采购部主任；同时还被聘为中国历史博物馆顾问、国家文物局咨议委员会委员。身材修长的他，还不时出现在庆云堂门市部，热情地接待顾客，耐心回答客人的提问。顾客在他的指导下，大都能挑选到满意的碑帖笔墨。他勤于思考，善于总结，从1963年起，在《文物》杂志上先后发表了《唐怀仁集王右军书圣教序拓本概述》、《唐柳公权书神策军纪功碑》、《唐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碑拓本述略》等论文；还把自己所见善本碑帖加以整理，编撰成《善本碑帖录》一书出版。张彦生1982年逝世，享年81岁。他与琉璃厂的旧书、古玩、篆刻的名家郭纪森、魏广洲、孙会元、魏长青等，都是年龄相近、卓有成就的一辈人。

   琉璃厂重修后，庆云堂迁到琉璃厂西街，好多人来此购买碑帖，日本书法家更是这里的常客。为方便日本客人，店里配备了懂日语的人。日本书法家雨野雪村专门题写了“庆云留光”匾额相赠。据说，国家图书馆建成后，金石部的金石碑帖拓本资料有不少是通过庆云堂收集到的。

   观复斋开业较晚，出资人是铜刻大家、同古堂图章墨盒铺的老板张樾丞，1930年开张，地点就在西琉璃厂万源夹道把口西侧，紧挨着也是张樾丞出资、1925年开张的邃雅斋旧书铺。两个铺子共三间门面，门脸格局一样。观复斋最早称墨印簃碑帖店，又叫敦古谊碑帖店，时间都不长，后来改称观复斋，并请张伯英题了匾。这个铺子可以说是张樾丞为他五弟张杰丞开的。张杰丞1911年从老家来到北京，在富华阁学徒，熟悉碑帖、端砚等业务。观复斋就由他主持。

   1956年，同古堂、邃雅斋、观复斋三个皆是张樾丞出资的买卖都公私合营了。后两个字号被保留下来，都有发展；同古堂的字号没了。张樾丞昆仲都已作古了，樾丞的长子早亡，次子幼丞、孙效丞继承祖业，以篆刻名于世。张效丞在已从旧址西移的今天的观复斋等处挂篆刻笔单，有相当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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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琉璃厂》 第三部分
关于乐器(1)

   关于乐器
   在琉璃厂，乐器当然是指民族乐器。百多年来，这里有过许多家民族乐器店铺，还称不上前店后厂，干脆就是制作的作坊，边做边售。乐器铺大多在东琉璃厂，连火神庙里也有。大多以掌柜的名字称店名，掌柜的就是制作好手，带着几个徒弟、伙计，有两间屋子就干起来，等主顾上门。胡琴、二胡、南胡、板胡、大擂、琵琶、月琴、秦琴、大小阮、笙管笛萧都有，举凡拉的、弹的、吹的、打的各种民族乐器大多是自产自销，有的也需要“过行”，即从经营略有别的同行匀货卖或干脆荐到专营此种乐器的店铺去买，如精致的铜质乐器和打击乐器等。

   到70年前我记事时，留给我印象较深的乐器店有三家，两家专做和卖京剧用的京胡和京二胡，另一家是乐器全活。前者是史善朋和竹兰轩，后者是文盛斋。他们之间其实还有着师父门人和过行挂名的关系。这里面也有点小故事。

   文盛斋乐器铺位于东琉璃厂与小沙土园把角。两三间屋子就是车间作坊，掌柜的、伙计、徒弟都是手不停挥，忙着干活。有一些成品可以当时挑选买走，这大多是一般的货，如二胡等；要好的特殊的得另讲价定做。这是一家百年以上的老民族乐器店，东琉璃厂很多乐器铺，像火神庙里的文兴斋、以人名为店名的马良正胡琴铺、施子云胡琴店的掌柜都出自文盛斋门下，而后再往下传，传了几代。

   很受京剧内外行赏识的“史善朋竹琴社”，也是以人名为店名，位于东琉璃厂信远斋斜对门路北，两间门面门市带车间，后面住家。史善朋是马良正的大弟子，也就是文盛斋的再传弟子，手艺好，二十几岁就离开师门，另开了买卖。我童年时，史善朋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长方脸，白白净净，膀大腰圆，手里的活儿非常漂亮，赢得京剧内行的一片赞誉，这是很难得的。程砚秋的琴师周长华与史善朋在20世纪30年代，因研究制琴和不断改进而成为莫逆之交。胡琴的音响脆亮，而程砚秋的唱腔又幽咽婉转、沉郁多变，一般的胡琴在音色上与之风格不相谐。周找史多次反复研究试验，例如，试用过改云母片代替蛇皮蒙筒，改变琴筒的尺寸，将之放大或缩小，寻找合适的音色，终于试制出音色比较宽厚、适合程派演唱特色的胡琴，流传使用至今，而二位研究试制者早已作古了。

   史善朋终日忙碌不停地干，活儿压着，冬天一件旧棉袄，夏天干脆光脊梁。他总脸上带着微笑，周围街坊的人缘很好。他手艺那么好，但光靠耍手艺做胡琴卖，还是挣不了多少钱，照样要吃窝头。他有六子两女，男孩小名大多以“狗”叫之，名字“贱”好养活。他们比我略小，是我小时的玩伴。但这个时间不长，几个孩子就子继父业了，都没有怎么念书，到年岁就从父亲学制琴，在家学徒。一点儿没有因为是少掌柜的而有丝毫特殊，反而要求更严，挨揍也是家常便饭。哥儿几个学得一手好制琴手艺，1956年三大改造时，他们跟着父亲一起进了乐器厂，转瞬几十年过去了。2001年春节，厂甸庙会在南新华街上重新设立开放，尽管难与往日相比，我还是每年必去，还约上三五少年挚友，踏旧寻故。有一年在靠近臧家桥的南新华街路东的一个小门上，看到挂着一块“史善朋竹琴社”的木匾，虽不是当年原匾，突然也有“他乡遇故交”之感。“史善朋竹琴社”的匾，当年是张伯英题写的，裱好了装镜框，挂在门前，这种用书法原件挂匾也是琉璃厂的“独一处”。我不顾冒昧，推门而入，一位比我略年轻些的老者迎上前来。我得知对方姓史后，劈头就是一句：“你是几狗？”那位已是子孙满堂的老人了，忽闻有人问他们弟兄的小名，不由一愣，料是多年的熟人：“我是老大。您是……啊，会文堂的胡大哥！”随即来了个洋礼，紧紧拥抱。这才落座献茶，叫过他的儿女介绍：“这是琉璃厂的胡大爷。我们是发小儿！”

   我们聊了彼此的经历，他是从乐器厂退休，但是制作胡琴的家传独门技术并没放下，“老爷子留下的东西，不能在我们弟兄手里给弄丢了。”他的屋里挂满了新旧的胡琴，可见他率领着儿子还在干。当然还是用史善朋的旗号。他们是史的儿子和独门技术继承人。“史善朋”这个品牌，乐器厂一直没使用。“史善朋”的胡琴在京剧内行和爱好者中威望很高，史家后人制出的胡琴仍具有相当水平。至于当年那块张伯英题写的“纸匾”，家里一直收藏到“文革”，因害怕，给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