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蟋蟀－－1.唐代2.宋代3.明代4.清代(四)

极品蟋蟀

　清代满族入关，斗蟋之戏进入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时期。满人兴起于漠北，因地理关系本来不善于此道，但后来逐渐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满清贵族及其子弟渐染此好；至于汉人，则袭明代的旧俗，并无改变。康乾时期，北京仍是斗蟋蟀的中心。从清初编就的《花镜》一书的描写可以看出，北京城里仍把斗蟋蟀作为一项群众性的娱乐，而且斗前在大街上贴出海报来，男女老幼齐往观看，盛况空前。当然，斗蟋蟀仍与赌博联系得很紧密，不但虫主赌斗，连在一旁观看的人也忍不住要参加进来。康熙时期，斗蟋蟀活动不但受到各个阶层的普遍喜爱，而且规模甚为可观，也十分讲究。康熙年间编写的天绘阁本《蟋蟀谱》的《总论》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况三秋佳景，水碧山清；霜飞丹叶于江干，露□黄花于篱落。园亭之上，几席之间，微雨初过，炎敲顿歇。浮绿蚁以款宾朋，铺红氍而观斗战。”这里所说的“斗战”，就是指斗蟋蟀游戏。描写得如此文雅，看样子不会是市井之间赌斗，而是文人以此寄托自己的雅趣。文人玩蟋蟀，注重的是情趣，是以此来陶冶性情，抒发自己的情感，而不在乎金钱的输赢，这是与市井之徒的区别。拙园老人在《秋虫源流》中说：“花前月下，闻其声可以涤虑澄怀；日朗秋高，观其斗足能赏心悦目。闲暇无事，以此为消遣，与身心未尝无裨益。”所以他们不但玩蟋蟀，也不断地以诗文吟咏蟋蟀，而且不遗余力地整理古代蟋蟀谱，并总结自己亲身经验。自贾似道的《促织经》始，传世的各种蟋蟀经谱都是文人的作品，而并没有哪一部是出自市井之手，虽然他们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原因何在呢？一方面有文化水平的原因，更主要的是文人玩蟋蟀是当作一项高层次的精神娱乐，并力图从中挖掘出了深刻的文化内容；而市井赌徒们是不可能有这种眼光的，他们只把斗蟋蟀看成赢钱的方式，把这种活动保持在低档的水平上。前人对康乾时期江浙一带斗蟋蟀的记述，充分表现了这一点。
　　据《王孙鉴续》记载，当时苏杭地区斗蟋蟀极盛，每年的秋天都要由织造府牵头，贴出告示，在宽大的棚场里举行蟋蟀大赛。赛场周围“酒肆茶棚，饭铺点心，以及杂卖糖食果饼之类，无所不有”，场面十分热闹。苏杭周围地区的斗客，搭车乘船，不远千里，风尘仆仆地赶来会斗。后来苏州消歇，便又移至昆山、嘉善、松江等地。大家的兴趣是如此之浓，内在原因当然与文人是不一样的，主要是因为金钱在吸引着他们。文人认为蟋蟀主要是情趣，所谓“秋兴以夺魁为豪，至彩之多寡，抑又末也。”但市井之徒就不同了，他们不懂得什么情趣，所想者钱而已，所以其间不免使假作弊，奸宄百出。本书“斗法”卷中有“斗彩时局”一节，对此记载颇详。另外清人诸联的《明斋小识》亦有如下记述：“蟋蟀戏由来已久，金盆玉笼，聊寄闲情云尔。至以财帛角胜负，而网利之徒设井以诱，则戏而为博也。其间妓舸填集，数可盈千，角口挥拳，无要宵昼。凡酒食所需，靡不有，靡不价至于倍。是中豪华公子，富商奸吏，惰农恶棍，宵人巨盗，流丐庸奴，羼杂而莫辨。盖因地列水洼，苏松交界，于藏奸最宜。又值催科之候，县官无暇什及，下此丞尉，皆已受贿，顾得肆无顾忌，纠党横行，某柜某庄，煌然揭出，国法人情，澌然殆尽。局中抛掷金钱，可亿万讦矣。人之身家性命，倾倒者又不知几许矣。可哀也夫！”看来作者对这种以蟋蟀赌博并造成社会问题的状况是不满意的。清代小说《海上繁华梦》中有一节用形象化的笔法写出了清代末年蟋蟀场上的种种作弊丑态。其中写到一个叫金子富的富家子弟，平时赌博耍钱，无所不至。他根本不懂得斗蟋蟀，却有钱没处使，听信黄六的一派胡言，买了他的几只劣虫，并又在他的撺掇下上了斗场。哪里想到黄六在中间“打托”，早又与场主串通一气，以大斗小，以强战弱，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而金子富对其中的手脚竟然懵然不知，最后输了几百块大洋，只好自认倒霉。从这些不同作者的记述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斗蟋蟀活动在清代的江南地区是如何兴盛，又是如何与赌博紧紧地连在一起。
　　自从明代定都北京，明宣宗斗蟋蟀成癖，京城百姓也大受感染，一直到清代，始终就没有消歇过。据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载：“都人好畜蟋蟀，秋日贮以精瓷盆盂，赌斗角胜，有价值数十金者，为市易之。”此时一只上好的蟋蟀价格与明代差不多，都是十几两银子或几十两银子一只，并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七月中旬有蛐蛐儿，贵者可值数金，以其能战斗也。”（富察敦崇《燕京岁时纪》）既然蟋蟀的价格是如此之贵，斗蟋蟀的规模也就可想而知了。清末民初之际，北京斗蟋蟀活动曾掀起过一个小高潮。有人说，这可能与清末出了个喜斗蟋蟀的西太后有关；事实上并不尽然。西太后此人，不但酷爱政治权力，至死而不放，而且也极会享受，会吃，会玩。无论是中国传统的美食，还是新式的西洋奇器，她都极有兴趣。她也是个斗蟋蟀的爱好者。有材料说，光绪年间，她每年都要住进颐和园，在重阳节这天开赌斗蟋蟀。西太后身居高位，又为女性，所以并不亲自下手，而是由宫中专门的把式进行，她只在旁观赏取乐。开赌前，先由把式们通过贴身太监将雄健善斗的好虫呈太后过目，然后一一赐以嘉名，召近支王公、福晋及有钱的太监，开盆为戏。慈禧之前，宫中斗蟋蟀多是太监、宫女所为，主要是为了取乐，赌注一般是点心、果品之类，输赢很有限。但到了慈禧时，赌注由实物变成银钱，且下得很大，一般以百金为起点，一局下来，输赢可达数万。由于太后身边的把式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高手，斗艺自然高人一筹，所以总是太后赢的时候多。据说只此一项，太后每年也有一笔不小的“外块”好赚。当然那些太监宫女自然要成为受害者。好在这些宫中的奴才也乐意拿钱买老佛爷的欢心，况且这里输的钱还会从其他地方捞回来，倒也无大碍。传说太监李莲英每到立秋前后，都要到慈禧面前进言，劝主子该赌赌取乐了，自然就由他来奉陪。赌注是每次五百两银子。可每次总是李莲英的蟋蟀取胜，老佛爷也就顺势赏给他五百两白银，借以犒赏他一年的奔走之功。这样的豪赌每年要进行一个多月，直到十月天寒慈禧离开颐和园为止。
　　与宫中比起来，民间百姓的兴趣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首先是那些饱食终日的王爷们，对此道兴趣最浓。据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清末北京城里的斗蟋蟀以后马厂的杨氏为首，历经数十年不衰。另外象睿王魁斌、继侍郎禄，也常与崇氏兄弟赌斗于杨宅南园。民国以后的大斗家还有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中南银行经理郑润生、曾为袁世凯称帝负责“洪宪窑”的郭世五、曾任张学良副官的傅鑫等。另外清末前后的一些伶人也颇热衷此道。象谭鑫培、余叔岩、徐碧云、程砚秋等都是斗虫的好手。《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一书曾描写谭鑫培斗蟋蟀时“二目圆睁，全神贯注，脸上有戏，仿佛扎靠登场的神气。”以此可见其兴趣之浓。据说三十年代末，余叔岩曾以一只重八厘的淡紫白牙翅子，在京大摆擂台。开始每战必胜，所向无敌。后来有一位外号“金针李”的外科大夫，以一只“大头红牙青”攻擂，结果大战几个回合，余虫败北。余叔岩是大名鼎鼎的艺人，爱面子，脸上挂不住，愤而拂袖而去。
　　近代的津门作家李燃犀在他的小说《津门艳迹》中，对清末民初天津的斗蟋蟀活动有生动描写。根据他的描写，当时北京天津的斗蟋蟀都很火爆，有专人开着斗场，招徕众人前来赌斗。近代江湖上颇有名声的燕子尾张三，就是以开斗场为生的，称之为“蟋蟀圈”。这一名称《津门纪略》中也曾提到：“蟋蟀圈：斗鸡、斗鹌鹑，俱年角胜之戏，近日皆寂寂无闻矣。唯蟋蟀尚有以之为胜负，所聚之处，俗谓之‘圈’，亦无定所，每到秋后犹有斗闲堂风味焉。”每年到了阴历七月十五以后，街上就有人贴出黄纸报条，上书“会斗寒虫”，并有请帖送到养虫名家的手里，邀其届时临场会斗。北京天津的斗虫规矩有所差别。北京斗虫进了斗场先入账房报字儿，每人一字儿，就如作家的笔名，作为代号。带来的虫一律用戥子称好分量，标在盆盖上，盆要交账房保管。两只虫的分量要完全相等，方能比斗。天津斗虫不必报字儿，临斗时由阡子手作中间人，从中撮合，虫的大小也只凭眼力判断，俗称用眼“瞄”，不用戥子称。实际上这很需要些真功夫。斗时不象北京人用桌子，而是用一只近一人高的高脚凳子，上面摆着个黑瓷罐，算是两只虫的战场。斗时只准三人观看，一是阡子手，手持芡草指挥战斗者；再就是两位虫主。因凳子太高，看时还需踩着个小矮凳。自然，这种斗法也还是带彩的，仍然包含着赌博的性质。寻常养蟋蟀的主儿都是津门的巨绅富贾，或王孙公子，养的虫都是千挑万选的好虫，斗起来当然也格外的热闹。不但虫好，就是虫盆也是成套的置办，过笼、食槽、水盂，不论质地还是花色，都是清一色，不许有半点差色道。每当会斗，主人带着一帮跟随，用金漆圆笼挑着整套的虫盆，气宇轩昂，真是十二分的神气。这些虫主，既不同于文质彬彬的儒者，又非为钱而不顾一切的市井小民，他们是富商大贾，有的是钱，斗虫纯粹是附庸风雅，借以炫富。所以他们斗起来虫来，真如临潼斗宝一般，争强夺胜，各逞豪华。这又算是一种风格。
　　与此相应，有关《蟋蟀谱》、《促织经》之类的著作也更多了，现存的十几种古代的蟋蟀谱，大部分都是清代印刷出版的。由中可以看出，古人对这种民间游戏不仅是兴趣上的喜爱，而且在实践的基础上，花费了大量心血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对蟋蟀的研究更加深刻和细致，有关养法、斗法更加科学化和规范化。例如，虫主用芡草指挥蟋蟀进行格斗，其手法称为“芡法”。至清代，这种芡法就已经变得相当精细，除原有的初局芡法、分局芡法、上锋芡法、下锋芡法外，更具体的手法又分掺芡、点芡、诱芡、提芡、抹芡、挽芡、挑芡、带芡等。竞斗的规则更为系统和严格，极象现代的拳击比赛规则。（未完）

痴匏轩

清代直至民国玩得都不少，只是十年浩劫毁了不少好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