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鹌鹑——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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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鹌鹑”亦作“鬭鵪鶉”。一种博戏。相传始于 唐 代， 玄宗 时 西凉 人进献鹌鹑，能随金鼓节奏争斗，宫中养以为戏。后即流行民间。 明 谢肇淛 《五杂俎·物部一》：“ 江 北有鬭鵪鶉，其鸟小而驯，出入怀袖，视鬭鸡又似近雅。” 清 葛元煦 《沪游杂记》十一：“ 沪 人霜降后喜鬭鵪鶉，畜养者以绣囊悬胸前，美其名曰冬兴将军……鬭时，贴标头分筹马，每鬭一次谓之一圈。”

斗鹌鹑是乡间老汉们的娱乐，他们秋后逮了野鹌鹑，选其中雄性健壮者，单养单驯，平日里将鹌鹑装在一个精制布袋中，掖在腰带上，无事就掏出来拿在手中，把身捋腿，肥则减食，瘦则加料，以半膘为佳，并且每两天洗一回温水澡，使它骨肉结实。

在斗鹌鹑时忌人声嘈杂，忌物影晃动。以笸箩为赛场，贴近撕咬，见血尤其激烈，直斗得败者耷拉着翅膀向胜者腹下钻才算胜负分明。

现如今很多人想不到在菜市场的禽畜区，人们常常能看见一笼又一笼地叠砌在一起。鹌鹑鸟挤在一起，忽而在脚下觅一点食，忽而目光呆滞地看看买菜的人群，那种漫不经心的神态，很难使人能想到它们曾是皇宫中的宠物，是斗场上的“精灵”；更使人难以想象：有人为了玩赏鹌鹑，连江山社稷的安危问题都抛到脑后去了！
　
牋牋牋牋古人的闲情逸致，确实让今人大开眼界。如鹌鹑，在菜市场的禽畜区，人们常常能看见一笼又一笼地叠砌在一起。鹌鹑鸟挤在一起，忽而在脚下觅一点食，忽而目光呆滞地看看买菜的人群，那种漫不经心的神态，很难使人能想到它们曾是皇宫中的宠物，是赌场上的“精灵”；更使人难以想象：有人为了玩赏鹌鹑，连江山社稷的安危问题都抛到脑后去了！鹌鹑——如今的“盘中餐”，能不能再度走向辉煌的舞台？这实在是很难料定的事。
牋牋牋牋唐玄宗倡导的时尚
牋牋牋牋中国历史上最早完整的斗鹌鹑记录，应当数唐玄宗时期。文献记载称，唐玄宗特别喜欢斗鸡跑马，这一嗜好成为边境少数民族“公关”的切入点——西凉人为了投其所好，向他进献了一批训练有素的小鹌鹑。说来确实有趣，几乎所有的小鸟，天性都害怕与人接近，可惟独鹌鹑不太怕人，而且还喜欢与人作伴，也颇听人的驯教。西凉人送的这批鹌鹑更为奇特：它们能按照锣鼓的节奏，忽而向前进攻，忽而后退防守，“两军对垒”，争斗有序，十分壮观。唐玄宗见了，非常高兴，下令宫中好好饲养，好好训练。由此，畜养鹌鹑成为一时时尚。
牋牋牋牋到了宋朝，这种风尚由皇宫走向街坊。南宋时杭州市的“宽阔处”，有人卖与真人差不多高的门神，有人卖钟馗像，有踢球的，也有斗鹌鹑的。值得注意的是，那时艺人在街头斗鹌鹑，已经是一种表演，艺人是靠这种表演谋生的。
牋牋牋牋吴三桂的嗜好
牋牋牋牋明末清初，江苏高邮出了个有名的武举人，名叫吴三桂。明朝末期，他作为辽东总兵，负责镇守山海关。李自成攻进北京后，派人送去招降书，想让他归顺。结果，吴三桂不仅没有投降，反而投奔了关外的满族人，引领清兵入关。满族首领封他为“**”，利用他攻打陕西、四川的农民军。然后，又命令他攻打云南，取代了世代镇守云南的沐（英）氏家族。这个手握重兵、割据一方的吴三桂，在康熙十二年（1673）称“周王”，五年后称帝，充分暴露出他的喜怒无常。就这样一个人，他对鹌鹑戏的喜好，几乎成了“名垂千古”的笑话。
牋牋牋牋吴三桂特别喜欢斗鹌鹑，对自己斗鹌鹑时的气度神态都十分满意，因此，他吩咐手下找来最优秀的画家，将他斗鹌鹑时的场面“写生”下来，以作观赏纪念，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吴三桂斗鹌鹑小像》。画成之后，有人题诗道：“窄帽将军奕有神，闲携小卒玩鹌鹑。风流毕竟输丘壑，斗蟀堂前拥美人。”此诗道出了斗鹌鹑的场所，实际上就在斗蟋蟀的地方，将一个堂堂将军带着侍从小卒，拥着美人斗鹌鹑的情形，描述得淋漓尽致。这幅画，后来成了大家收藏的珍品，最终被清朝内务府收藏，价值之昂贵，自是不言而喻。
牋牋牋牋大江南北的赌博
牋牋牋牋皇宫及大臣的“带头作用”，其效应向来是不可低估的。自唐至清，达官贵人的身先士卒，便酿成一种风气，并迅速吹向民间。清朝时的北京，一些膏粱子弟沉湎于斗鹌鹑的赌博，一局下来，输赢逾千金。有了这样的市场，饲养鹌鹑犹如现在人养宠物狗，炎炎夏日，膏粱子弟将鹌鹑安置在阴凉的雕花木笼里；寒冷的冬天，鹌鹑被收藏在锦绣的布囊里。捧着鹌鹑的纤纤细爪，小心翼翼，夜以继日，毫不知倦。只有养好了鹌鹑，才有可能在赌场上胜出。
牋牋牋牋在苏州和扬州一带，利用斗鹌鹑赌博的人更多，因此，畜养鹌鹑也更为讲究。每年霜降之后，鹌鹑养得膘肥体壮，竞技状况达到最佳状态。这时候，斗鹌鹑的赌博大戏正式开场。赌博的规则，与斗蟋蟀相似：每人身边一个花盆，花盆内为10枝花——相当于现在的“码子”；只要一家输完这10枝花，就意味着输了一贯，付完后，重新开局。如果庄家赢了，每次收取赌注的20%。每斗一次，名曰“一圈”；每次相斗，都要闹到昏天暗地。这样一来，喜好者就更加看重畜养鹌鹑了，装鹌鹑的小布袋都十分精致，华彩纷呈。冬天，为了防止寒冷，有人就用昂贵的皮套，将鹌鹑包着，放入衣袖中，既可以斗，也是一种消遣。
牋牋牋牋上海人也玩得执着，明确将身上无斑的叫作“鹌”，身上有斑的叫作“鹑”，鹌鹑被装在锦绣的布囊中，悬挂在胸前——玩“开心”。
牋牋牋牋广东番禺一带，盛产角斗的鹌鹑，售价昂贵，斗鹌鹑的人，大多都来此地选购。当地人将“恢恢天网”张在田野里，放出家狗，让它们在田里一阵狂奔，将隐藏在田间的鹌鹑一一惊起，最终粘在网上，活活被捉。其中麻翅膀、黑爪子、两腿细高的，就是雄鹌鹑；黄眼睛、红嘴巴、两腿矮短的，就是雌鹌鹑。相斗之前，专门安排两个小孩，左手握一只雄鸟，右手握一只雌鸟。对方放出雄鸟，则以雄鸟相对；放出雌鸟，则以雌鸟相对。不斗时，就将鹌鹑放进布袋，让它们养精蓄锐。当参赌人都已下注，养鸟人便以喷香的粟米引出鹌鹑，用手抚摸它们颈项上的毛，让双方试着靠近，直到引逗得两只鹌鹑忍无可忍，愤怒向前，嘴爪齐上，直打得血洒疆场。获胜的一方，能得到主人的美食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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鹌鹑简称鹑，《诗经·国风》中已有“鹑之奔奔”的句子。旧说鹌毛色黑，为鼠所化；鹑毛有斑，为黄鱼、虾蟆所化。这虽不足信，也表明先民很早就注意到这种其貌不扬但英勇善斗的鸟了。
　　清人陈淏子《花镜·养禽鸟法·鹌鹑》云：
　　鹌鹑一名罗鹑，一名早秋，田泽小鸟也。头小尾秃，羽多苍黑色。无斑者为鹌，有斑者为鹑。雄足高，睢足卑。又有丹鹑、白鹑、锦鹑之异。每处于畎亩之间，或芦苇之内，夜则群飞，昼则草伏。有常匹而无常居，随地而安，故俗又名鴳鹑。山东最多。人可以声呼而取之。凡鸟性畏人，惟鹑性喜近人。诸禽斗则尾竦，独鹑竦其足而舒其翼。人多畜之使斗，有鸡之雄，颇足戏玩。
　　“鹑戏”即斗鹌鹑的游戏。相传唐玄宗喜欢斗鸡走马，西凉人投其所好，进献鹌鹑，能随金鼓节奏进退争斗。宫中养以为戏，一时成为风尚。
　　后蜀花蕊夫人在《宫词》中，写有“安排竹栅与笆篱，养得新生鹑鸽儿；宣受内家专喂饲，花毛闲着怎皆知”的句子。可知在后蜀宫中，有专人饲养鹌鹑。鹌鹑的毛色一无可观，饲养它一定是为了使之相斗了。五代时期的“花蕊夫人”，前后有两人。五代十国时，四川先后建立了前蜀、后蜀，但青史留名、广为传诵的不是皇帝，也不是文臣武将，而是两位花蕊夫人。“花蕊夫人”先得名于前蜀开国皇帝王建的妃子徐氏，成都人，宫号为花蕊夫人，后封顺圣太后。当时，她们两姐妹都得到王建的宠爱。大徐妃为王建生下一个儿子王衍，后被立为皇太子。王建当上皇帝后不久去世，王衍当上皇帝后荒嬉无度，对吃喝玩乐十分在行。而大、小徐妃更是结交宦官卖官鬻爵，弄得不成体统，后唐庄宗乘机灭掉前蜀，可见这位花蕊夫人是不值得称道的。另一位花蕊夫人，是后蜀后主孟昶的费贵妃，一个歌妓出身的贵妃。费贵妃，青城人，也号花蕊夫人。世传《花蕊夫人宫词》百篇，都是孟昶妃所作。孟昶是个非常懂得享乐的人，他广征蜀地美女以充后宫，妃嫔之外另有十二等级，其中最宠爱的是“花蕊夫人”费贵妃。花蕊夫人最爱牡丹花和红桅子花，于是孟昶命官民人家大量种植牡丹，并说，洛阳牡丹甲天下，今后必使成都牡丹甲洛阳。他不借派人前往各地选购优良品种，在宫中开辟“牡丹苑”，孟昶除与花蕊夫人日夜盘桓花下之外，更召集群臣，开筵大赏牡丹。红栀子花据说是道士申天师所献，只有种子两粒，花色斑红，花瓣六出，清香袭人。由于难得，便有人摹仿那花的样式画在团扇上，竟相习成风，称为“芙蓉”，“芙蓉城”因此而得名。在这种风气之下，“养得新生鹑鸽儿”是很自然的。
　　至迟到宋代，养斗鹌鹑已成为民间普遍流行的娱乐项目。《都城纪胜》记云：“有专为棚头，又谓之习闲，凡擎鹰、架鹞、调鹁鸽、养鹌鹑、斗鸡、赌博、落生之类。”《西湖老人繁胜录》记云：“宽阔处踢球、放胡哮、斗鹌鹑，卖等身门神、金漆桃符板、钟馗、财门。”此时，养斗鹌鹑不再是一项自娱的游戏，而是百戏、杂技艺人藉以谋生的一种技艺了。
　　宋元时期斗鹌鹑广泛流行民间的一个旁证，是当时的曲艺家们根据斗鹌鹑的激烈场面，创作了名为[斗鹌鹑]的音乐曲牌。如果斗鹌鹑的技艺不高超、不精彩，怎么会激起艺术家的灵感呢？
　　明人也喜欢斗鹌鹑。明末吴三桂不但酷爱此戏，还让人把他斗鹌鹑的情景绘成图画。此画至清代犹存于世，并为内库收藏。何刚德《春明梦录》说：“南薰殿茶库，所藏字画尤多可观……又有吴三桂斗鹌鹑小像，皆特色也。”何刚德又在《话梦集》卷上咏此像：
　　窄帽将军奕有神，闲携小卒玩鹌鹑。
　　风流毕竟输秋壑，斗蟀堂前拥美人。
　　注云：“《吴三桂斗鹌鹑小像》”。诗中将吴三桂斗鹌鹑的故事，与贾似道斗蟋蟀的故事相提并论，颇堪玩味。吴三桂，明清之际高邮人，原籍辽东。武举出身，以父荫袭军官。明末任辽东总兵，封平西伯，驻防山海关。李自成攻克北京后，招他归降。他引清兵入关，受封为平西王。又为清兵先驱，攻打陕西、四川的农民军。后来会同多尼等，进攻云南，杀南明永历皇帝。他奉清朝之命，镇守云南，手握重兵，形成割据势力。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自称周王，十七年（1678）称帝，不久病死。吴三桂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鹌鹑和美人都只是他的掌上玩物罢了。不过，中国历代都有贾似道似的宠爱动物的官僚，也是一道特殊的风景。
　　清代斗鹌鹑之风最盛。北人、南人、皆以鹑戏为乐。
　　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九月》有《斗鹌鹑》条写京城风俗：“膏粱子弟好斗鹌鹑，千金用胜。夏日则贮以雕笼，冬日则盛以锦橐，饲以玉粟，捧以纤手，夜以继日，毫不知倦。”
　　董伟业《扬州竹枝词》咏扬州风俗：“蟋蟀势穷何处使？鹌鹑场上看输赢。”又，王锦云《扬州忆》亦咏扬州风俗：“把就鹌鹑邀客斗，教成鹦鹉作人言。”
　　顾禄《清嘉录》卷九有《斗鹌鹑》条写苏州风俗：“霜降后，斗鹌鹑角胜。标头一如斗蟋蟀之制，以十枝花为一盆，负则纳钱一贯二百。若胜，则主家什二而取。每斗一次，谓之一圈。斗必昏夜，至是畜养之徒，彩缯作袋，严寒则或有用皮套，把于袖中，以为消遣。”
　　葛元煦《沪游杂记》卷二有《斗鹌鹑》条写上海风俗：“沪人霜降后喜斗鹌鹑，畜养者以绣囊悬胸前，美其名曰‘冬兴将军’。斗时贴标头分筹马，每斗一次，谓之一圈。按无斑为鹌，有斑为鹑，形状相似，多产沪上田间。”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也有《鹌鹑》条写广州风俗：“番禺狮子里多鹌鹑，其价颇贵。斗者率以此为良，张网田中，以犬惊而得之。其麻翼、黑爪而足高者雄也，黄眼、赤嘴而足卑者雌也。其夫斗也，使童子左握其雄，右握其雌，时时在掌，出入不离；又处之以囊，以盛其气，沃之于水，以去其肥。其将斗也，则注以金钱，诱以香粟，拂其项毛，两两迫促，于是奋怒而前，爪句喙合，洒血淋漓，尚相抵触。斗之既酣，胜者与禄。此戏传自岭内，今广人皆以此为事。”
　　根据上引诸书，可见有清一代，鹑戏风行南北。而北京的“千金角胜”，扬州的“看输赢”，苏州的“纳钱一贯二百”，上海的“贴标头分筹马”，广州的“其将斗也则注以金钱”，都表明当时的斗鹌鹑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同时也是一种赌博。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清朝政府曾经禁止“畜养鹌鹑”，如《清世宗实录》卷七九记载雍正皇帝的话说：“……京城禁止宰牛、斗鸡，及畜养鹌鹑等事，而无赖之辈则于通州、天津地方，仍敢擅宰耕牛，私开斗局。”此处“斗局”，指那些以斗鸡、斗鹌鹑为赌博手段的赌场。
　　斗鹌鹑通常都是在一个圈里进行，圈用髹漆的木板制成，或用柳枝编成。双方同时把斗鹑放入圈中，于是两只鹌鹑先振翮盘旋，寻找战机，然后突然发动攻击，争啄扑打。清人颜光敏在《斗鹑行》中这样描绘斗鹑场面的激烈：“两鹑出囊已脱手，盛怒似欲寻干戈。朱目绀趾岂得辨，疾如激水旋以涡。”清人李绿园在《歧路灯》第三十三回里，更细致地描写了斗鹑的情景：
　　只见四五个人，在亮窗下围着一张桌子看斗鹌鹑。桌上一领细毛茜毡，一个漆髹的大圈，内中两个鹌鹑正咬的热闹。……只见一个渐渐敌挡不住，一翅儿飞到圈外。那戏子连忙将自己的拢在手内。只见那少年满面飞红，把飞出来的鹌鹑绰在手内，向地下一摔，摔的脑浆迸流，成了一个羽毛饼儿。
　　在《歧路灯》这一回中，还有这样一句话：“从西过道走闪屏后进来罢，怕影飞了鹌鹑。”这是斗鹌鹑的规矩，即：当鹑戏正在进行时，忌人乱走乱动。其道理，如徐珂《清稗类钞·赌博类》所说：“鹑胆最小，斗时所最忌者，旁有物影摇动，则必疑为鹰隼，惊惧而匿。不独临场即输，且日后亦费多方调养，始能振其雄气。”
　　另外有一本名叫《蜨阶外史》的书上，也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斗鹌鹑故事。当时有一个住在武清蔡村兴善寺中的和尚，名叫鸿僧。他非常喜欢斗鹌鹑，蓄养的鹌鹑数以万计。后来他得到了一只玉鹑，长颈短尾，纯洁如雪，就像一只小鹤一样。它十分擅长搏击，飞起来有三四尺高，每次搏击时都能十分准确地击中敌手，因此附近没有一只鹌鹑能战胜它。后来邻村的山西商人得到了一只黑鹑，毛色纯黑，短小精悍。当它与其他鹌鹑相斗时，两个翅膀伏在地上，就如燕子掠水一般。它的嘴硬得像锥子一样，啄时令对手无法逃避。村人对玉鹑和黑鹑都非常喜爱，将它们称之为“天龙”和“地虎”。鸿僧与商人也因为两只鹌鹑而结为好友，并约定两鹑永不相斗。不料，后来由于误会，这两只鹌鹑不得不互相争斗起来。只见玉鹑怒视以待，黑鹑两翼伏地，双方斗得天昏地暗。到后来，甚至连各自的身体都无法辨清，只看见黑白两个影子飞快地一来一往，扭成一团。这时旁边围观之人无数，大家屏住呼吸，紧张至极，都认为是看到了一场从未见过的好戏。玉鹑身上已受了数十处伤，血浸透了羽毛，它张开双翼拖到地下，学着黑鹑的样子，眼看就要败下阵来。但只见它突然跃起五尺，猛朝黑鹑啄去，黑鹑遭此一击，魂飞魄散，只得垂翅逃走。商人见后非常气愤，拔出刀来要与和尚拼命，经过鸿僧的解释，总算结束了这场纠纷。后来鸿僧一直与玉鹑相依为命，直至鸿僧圆寂的那一天，玉鹑也在他手中死去。这个故事生动地描写了斗鹌鹑时激烈、惨壮的场面，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盛行的斗鹌鹑风气。
　　关于鹌鹑的著作，今传《鹌鹑谱》、《鹌鹑论》二种，均为古人所撰。
　　《鹌鹑谱》分“原始”、“相法”、“合相名目”、“不斗劣相”、“杂名目”、“养饲各法”(内含养法、洗法、饲法、把法、斗法、调法、笼法、杂法)、“养斗宜忌”等部分。书中提到鹌鹑的名目，有丹山凤、五色鸾、赤绒豹、玉麒麟、锦毛虎、生铁牛等数十种。作者认为选材最重要：“上相名鹌，片林一艺，皆要识者辨出，方可用意饲养，庶不负真材也，故以鉴赏家为第一。”有了好鹌鹑，还得好好调教才能成材：“鹌最宜调，若得老手惯家调之，方能驯熟。上相名鹑，必敦请善调者付之。”这都是经验之谈。
　　《鹌鹑论》的内容包括“蓄骚法”、“斗势”、“笼养法”、“出笼调训法”、“回法”、“四要”、“四不斗”、“三贵相”、“四大斗”、“色”、“声”、“头”、“脸”、“眉”、“冠”、“鼻”、“嘴”、“眼”、“须”、“颈”、“颔”、“弦”、“嗉”、“腿脚”、“边毛”、“翅”、“背”、“胸膛”、“腹”、“尾”、“毛”、“骨”、“鹑品”等。其中的论述，多从实践中来。例如说调教鹌鹑之法云：“平日蓄驭，先以极弱鹑与之斗数嘴，以壮其胆，方喂以食。或以鹑皮包谷，令鹑咬破得谷，然后喂饱。或初以纸一层包谷，微露其谷，令鹑咬破喂之。次以棉纸三层包谷，令咬破喂之，如此则其嘴必狠。”这些训练方法都是符合科学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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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鹌鹑
　　
　　鸟类动物体形一般较小，但是其性情却也十分凶猛，善争好斗的鸟类不计其数，例如八哥、画眉、鹪鹩、鹌鹑等都十分喜好相斗，因此中国古代斗鸟游戏也一直十分盛行。江南地区多以八哥、画眉为斗赛之鸟。其方式有两种：一是将两只鸟放进中间有隔的大鸟笼内，使之隔笼而斗。几个回合斗下来，胜者高声啼叫，败者则落荒而逃。二是将两只鸟放进没有隔的大鸟笼内，使之混在一起追逐相斗。这种斗鸟法较前一种激烈，往往会斗得羽毛脱落，头破血流，甚至有的鸟会被斗得当场死去。
　　
　　在中国古代斗鸟游戏中，影响最大的是斗鹌鹑。斗鹌鹑也叫“斗鹑”、“冬兴”，相传始于唐代。据近人徐珂《清稗类钞》记载，唐玄宗时，西凉人进献鹌鹑，能随金鼓节奏争斗，宫中养以为戏。此风一直到清代仍然盛行于北京和其他各地。据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记载：“膏粱子弟好斗鹌鹑，千金角胜。”成书于光绪年间的《川沙厅志》也载称：“每于秋末冬初斗鹌鹑，曰‘冬兴’，又曰‘鹌鹑圈’。良家子弟，由此废时失业。”而在上海，“霜降后喜斗鹌鹑……斗时，贴标头分筹马，每斗一次谓之一圈”（见葛元煦《沪游杂记》）。斗鹌鹑竟以“千金角胜”，并使“良家子弟，由此废时失业”，可见这种风气在当时影响很大。
　　清代有一本名叫《蝶阶外史》的书上，曾经记载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斗鹌鹑故事。当时有一个住在武清蔡村兴善寺中的和尚，名叫鸿僧。他非常喜欢斗鹌鹑，蓄养的鹌鹑数以万计。后来他得到了一只玉鹑，长颈短尾，纯洁如雪，就像一只小鹤一样。它十分擅长搏击，飞起来有三四尺高，每次搏击时都能十分准确地击中敌手，因此附近地区没有一只鹌鹑能战胜它。后来邻村的西贾得到了一只黑鹑，毛色纯黑，短小精悍，当它与其他鹌鹑相斗时，两个翅膀伏在地上，就如燕子掠水一般。它的嘴硬得像锥子一样，啄时令对手无法逃躲。村人对玉鹑和黑鹑都非常喜爱，将它们称之为天龙和地虎，鸿僧与西贾也因为两只鹌鹑而结为好友，并约定两鹑永不相斗。不料有一次因为误会，这两只鹌鹑不得不互相争斗起来。后来黑鹑落败，西贾见后非常气愤，拔出刀来要与鸿僧拼命，经过鸿僧的解释，总算结束了这场纠纷。后来鸿僧一直与玉鹑相依为命，直至鸿僧圆寂的那一天，玉鹑也在他手中死去。这个故事极其生动地描写了斗鹌鹑时激烈、惨壮的场面，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那种盛行的斗鹌鹑风气。
　　古人在进行斗鹌鹑游戏时，有一系列特定的规矩。例如在北方地区，参加竞斗的鹌鹑一般都被放置在一个藤条编的长方形簸栏里，双方主人分别蹲在簸栏两侧，各人在地上丢下三五粒谷子，同时以手掌遮掩不让对方看到。鹌鹑吃了谷子后，又继续寻食，遇上对方的鹌鹑，于是便厮斗起来。鹌鹑相斗时一般都是痛啄对方的头部或颈部，同时发出咕咕的叫声，通常三五分钟即可分出胜负。如果其中一只斗了一会儿后突然逃走，或者被另一只追得四处乱飞，便算认输。此时游戏者立即“叫停”，并将一些谷粒撒在簸栏里，然后由双方主人分别将它们挡住，这样鹌鹑就会停止厮斗，低下头去啄米了。在一旁观看斗鹌鹑的人，可以蹲，可以站，可以坐，但是不管采取什么姿势，都不能移动换位，或者是举手搔痒，否则就要被逐出场外，或者挨一顿骂。因为每一个动作都有可能把打斗中的鹌鹑吓跑。斗鹌鹑的时间一般都是在早晨，因为早晨鹌鹑肚子饿，故斗起来特别凶狠。斗鹌鹑的日期和地点一般也都是事先约定的。参加竞斗的双方主人要事先对时间、地点等问题进行商量，有的还要签订协议，以免以后发生纠纷。当地驯养鹌鹑也有许多方式。训练的方式称为“把”，即将鹌鹑的两腿夹在人的两指之间，使其双爪悬空，无法蹬跃，再将其颈部夹在虎口间。如此天天训练几次，鹌鹑便可服从主人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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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鹌鹑——旧时鹌鹑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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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鹌鹑——旧时鹌鹑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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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鹌鹑——旧时鹌鹑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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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鹌鹑——旧时鹌鹑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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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鹌鹑——明宣宗朱瞻基观斗鹌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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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瞻基斗鹌鹑》轴（见左图），明，绢本，设色，纵67厘米，横71厘米。
　　图中所绘为明宣宗朱瞻基在御园观看斗鹌鹑的场景。画面上朱瞻基居中端坐，周围有宦官、侍从和童仆侍奉。方桌上置一圆形围挡，两名宦官正在斗弄圈中的鹌鹑，旁边的侍从捧着笼子，其中是备用的鹌鹑。民间游戏以“斗蟋蟀”、“斗鸡”比较常见，此图别开生面地让后人见识了明代“斗鹌鹑”的情景。实际上朱瞻基最爱好的也是斗蟋蟀，其热衷的程度甚至让他得了个“促织（蟋蟀的别称）天子”的称号。


此图是对明代帝王宫廷生活的写实描绘。明代宫廷的纪实题材绘画留存并不很多，主角为宣宗朱瞻基的还有表现其出行游猎的《行乐图》和表现宫廷文体活动的《宫中行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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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斗》-周树人
我们中国人总喜欢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们斗争。

　　最普通的是斗鸡，斗蟋蟀，南方有斗黄头鸟，斗画眉鸟，北方有斗鹌鹑，一群闲人们围着呆看，还因此赌输赢。古时候有斗鱼，现在变把戏的会使跳蚤打架。看今年的《东方杂志》〔２〕，才知道金华又有斗牛，不过和西班牙却两样的，西班牙是人和牛斗，我们是使牛和牛斗。

　　任他们斗争着，自己不与斗，只是看。

　　军阀们只管自己斗争着，人民不与闻，只是看。

　　然而军阀们也不是自己亲身在斗争，是使兵士们相斗争，所以频年恶战，而头儿个个终于是好好的，忽而误会消释了，忽而杯酒言欢了，忽而共同御侮了，忽而立誓报国了，忽而……。不消说，忽而自然不免又打起来了。

　　然而人民一任他们玩把戏，只是看。

　　但我们的斗士，只有对于外敌却是两样的：近的，是“不抵抗”，远的，是“负弩前驱”〔３〕云。

　　“不抵抗”在字面上已经说得明明白白。“负弩前驱”呢，弩机的制度早已失传了，必须待考古学家研究出来，制造起来，然后能够负，然后能够前驱。

　　还是留着国产的兵士和现买的军火，自己斗争下去罢。中国的人口多得很，暂时总有一些孑遗在看着的。但自然，倘要这样，则对于外敌，就一定非“爱和平”〔４〕不可。一月二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一日上海《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东方杂志》综合性刊物，一九○四年三月在上海创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停刊，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三三年一月十六日该刊第三十卷第二号，曾刊载浙江婺州斗牛照片数帧，题为《中国之斗牛》。

　　〔３〕“负弩前驱”语见《逸周书》：“武王伐纣，散宜生、闳天负弩前驱。”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每当日军进攻，中国驻守军队大都奉命后退，如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日日军进攻山海关时，当地驻军在四小时后即放弃要塞，不战而退。但远离前线的大小军阀却常故作姿态，扬言“抗日”，如山海关沦陷后，在四川参加军阀混战和“剿匪”反共的田颂尧于一月二十日发通电说：“准备为国效命，候中央明令，即负弩前驱。”

　　〔４〕“爱和平”当时国民党当局经常以“爱和平”这类论调掩盖其投降卖国政策，如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九月二十二日在南京市国民党党员大会上演讲时就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